皮海洲：不妨放开高校炒股

　　在日前教育部党组召开的“加强高校管理，进一步治理商业贿赂”视频会议上，教育部党组要求高校不得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不得从事或组织教职工集资活动。

　　高校不得从事股票投资，这是教育部的一贯要求。

早在2004年6月，教育部就下发了《关于禁止直属高校进行股票和风险性债券投资的紧急通知》（教财［2004］13号文件），同年10月，教育部、财政部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资金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教育部教财［2004］13号文件，严禁继续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业务。正是基于高校不得炒股的规定，所以，因为炒股而让学校蒙受了3750万元损失的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被中纪委和教育部认定为“负有失察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失职错误。

　　应该说，几年前，高校不得炒股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早年的中国股市只是一个“试验田”，股市由于缺少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市场表现出较大的投机性。所以，在当时情况下，高校不得从事股票投资的规定是合适的。

　　如今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则明显是不识时务了。2004年出台的“国九条”，明确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提出要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而且，经过股改之后，股市已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新老划断后，一大批优秀的蓝筹公司得以上市，上市公司质量明显提高。同时最近几年机构投资者队伍也急剧发展壮大。股市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不仅如此，不准高校炒股，也不利于高校人才对于金融手段的熟悉。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中国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领域的人才，这既包括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也包括金融投资、资本运作等方面的人才。

　　进一步讲，不准高校炒股的政策，也不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壮大。一所高校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来源。而我国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行政拨款，但行政拨款总是有限度的。因此，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很有必要。通过投资来增加学校的收入来源，无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实际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这些著名的学府里就设有专门的投资机构来进行投资活动，耶鲁大学基金、斯坦福大学基金、哈佛大学基金已经成为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投资机构，哈佛大学基金在 2005年规模达到了259亿美元。而从天津大学的炒股事件来看，当时之所以造成375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没有选择一家合适的投资机构的缘故。如果选择的投资机构合适，那么，天津大学的炒股就会赚得盆满钵满了。因为天津大学委托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买进的主要股票品种是新钢钒，即现在的攀钢钢钒，如果一路持有至今，获利可达350%以上。不仅不会造成重大损失，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资产增值了。所以，在中国股市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高校不得炒股的政策可以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