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城商行金融生态环境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张若斌

　　站在97倍市盈率之上，二级市场对宁波银行的高估值让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眼热不已。事实上，投资者之所以如此看好宁波银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城市金融生态质量排名中，上海、宁波、温州、台州和杭州等排名居前，其中宁波的不良贷款率更是仅为3%。可以这么说，投资城商行，金融生态环境是关键。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2005年底，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担纲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历经两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各地银行的资产质量基本呈现以下格局：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省市始终排名前6位，而黑龙江、吉林、辽宁、海南、江西等省则始终排名后5位；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经济相对较落后的省、区的金融资产状况始终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广东、山东、山西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位次却并不靠前。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虽然对于金融资产质量有比较重要影响；但其他一些非经济的因素，诸如法治环境等等，也对金融资产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各地金融资产质量状况差异如此巨大，明显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非经济因素，其实构成了一个地区的“信贷文化”，决定了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更决定了当地商业银行的长期盈利能力。此外，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小勇是这样解释浙江人的“信贷文化”的：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没有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也少有国有企业，当然也没有什么国家贷款，于是缺资源的浙江私企，只好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民间借贷。“钱和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不能走动，要拿钱来换；而钱是可以流动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流到你这儿。怎么算对它好呢？只有三个字：讲信用！”高小勇说。一开始，讲信用并不是浙江人的专用品德，在当时条件的约束下，浙江人发现讲信用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广东、上海有区位优势，先是有港商和外商的投资，后来办特区有国家的投资，钱来得容易，就有些用钱的坏习惯，烂账当然也就多。而在某些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占支配地位的省份里，城市商业银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贷款投放任务，随着大量国有中小企业和国营农场在转轨过程中经营破产倒闭，形成了大量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贷款风险损失。尽管大多数城市信用社已经改造成商业银行，但其实多是通过包装进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我们从宁波银行7年来消解不良贷款的案例中不难发现“信贷文化”的巨大效应：宁波银行成立初期，承继了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市联社遗留的大量不良贷款。2000年的时候，宁波银行还是一家亏损超过12亿元、不良资产率达到25%的城商行。平心而论，这些不良资产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软着陆的必然结果。无论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各地城商行、乃至四大行均不能免俗。但浙江良好的“信贷文化”此时在消解不良资产之际闪现出了光彩。短短数年，宁波银行通过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加大贷款清收和核销力度等手段，在没有依靠政府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努力，就将不良贷款比率降低并保持在很低水平。2006年12月31日，宁波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0.33%，远低于A股上市银行平均3.02%的水平。

　　根植于地方“信贷文化”之上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最大保障，也是商业银行利润来源的重要保证。宁波银行是国内盈利能力最高的银行之一，2006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3.76%，总资产收益率为1.28%，高于A股上市银行平均17.33%和0.65%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该行的利润增长是在拨备覆盖率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取得的。该行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拨备覆盖率高达405.28%，远高于A股上市银行平均110.40%的水平。

　　此前，由于所有上市银行皆属全国性商业银行，地区金融生态之间的差异基本影响不大。但随着今后城市商业银行的逐批上市，中小股民面对各个城商行进行选股之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金融生态环境。淮南之橘，淮北之枳，此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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