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求解药价“逆”调节难题

　　从1996年至今，国家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然而“药价调整”却似乎一次次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据统计17次降价累计降价额度400余亿元，但事实却是——药价调整并未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公众几乎没感觉受益

　　医院“以药养医”体制导致利益机制的扭曲。在医疗体制不能得到有效变革前，企图通过限制仿制药和药品价格的方式降低医疗成本，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临床价值或成定价因素

　　“针对药价"逆"调节等问题，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探索将药品的临床价值列入定价的重要因素。”中国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评审中心副主任卢凤霞9月15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向记者透露。

　　所谓药价“逆”调节，指的是尽管国家一再调整药价，却出现大量质优价廉的药品无人生产而退市，一些价格越高的药物却销售越好的“越降越涨”现象。

　　“目前价格"逆"调节具有很大普遍性，这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卢凤霞坦言，这些问题和现行的体制、机制、管理都有关系。

　　卢凤霞表示，现行药物定价原则比较强调弥补生产经营者的合理成本，体现市场供需关系，而忽视了药品临床价值。为了促进质优价廉的药品生产，把药品的临床价值列入定价考虑因素将是完善政策的方向之一。除此之外，今后药品定价因素可能还将包括创新程度、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国际比较参考等。

　　并且，中国新药和仿制药的定价也将基于不同原则制定。新药定价侧重于效用评价、成本评价、国际参考、定期审批等；仿制药定价则将参考代表品定价、差比价系数、首先仿制、规模定价、优质定价等因素。

　　“逆”调节皆因“以药养医”

　　卢凤霞透露的信息，印证了近日“第18次药品降价方案可能于本月底公布”的消息。根据有关人士披露，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一系列挑战医药潜规则的药价新政。显然，将临床价值列入定价因素，还只是即将出台的新政之冰山一角。

　　“看病贵，看病难”，一直是民生最为关注的焦点。据2006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社会期望解决的问题中，“看病贵，看病难”以57.95%居于榜首。“看病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看病贵”而致。而“看病贵”很大程度则是由于药价长期居高不下。

　　从1996年至今，国家连续进行了17次药品降价。然而“药价调整”却似乎一次次成为“失败”的代名词。

　　据统计，17次降价累计降价额度400余亿元，但事实却是——药价调整并未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公众几乎没感觉受益。那么，“越降越涨”的“逆”调节怪象，是否会随着将临床价值加入定价因素的制度设计就能迎刃而解？

　　“真正的问题是：医院"以药养医"体制导致利益机制的扭曲。在医疗体制不能得到有效变革前，企图通过限制仿制药和药品价格的方式降低医疗成本，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对此，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宋瑞霖直截了当。

　　“在临床中本就应该首选价格合理的基本药物。但基本药物制度建立30多年，做起来却依然很难。”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张宗久意味深长地说：“这要求临床医生"洗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

　　由于大约80%的药品销售都发生在医院。因此在药价高、看病贵的现状背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再次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

　　医改要破“以药养医”定势

　　“便宜的药卖不出去，问题不是出在药品和流通本身，而是政府对医院如何补偿设计的问题。”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告诉记者：“国家做了很多措施，却都绕过了医院补偿设计。我们到目前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合理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目前，医疗服务的价格被严重扭曲。医疗服务本质应是医务人员专业服务带来的增值，但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被严重低估，为了补偿利益，就出现了药品价格和检查项目价格的被高估。”

　　众所周知，在我国公共医疗投入不足的大背景下，医院也必须承担部分融资压力，由于补偿制度设计的缺失，加上医患之间地位的天然不对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便出现了“以药养医”等现象。统计显示，一般医院总收入中，财政拨款等约占5%，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服务收入约占47%，并主要为检查化验。

　　“药品收入比重如此高很不合理，在其他国家只有10%到15%，”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医生的薪酬在世界上都是很低的，为了谋利，医院医生便倾向于引进高价药、开大处方、过度治疗，从而牺牲了患者利益。

　　目前，众所期待的医改方案已呼之欲出。新的方案是否能够拨乱反正呢？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在“中国医改展望”的演讲中措辞激烈：“医疗单位的改革是医改的重要突破口。医院、医生应靠知识和劳动赢得社会尊重，而不是医院变成"药店"，医生变成"药贩子"！”

　　宋瑞霖也作出强调：“医生的态度将影响医改的成败，必须高度重视对医生的管理。”

　　医生，受益者和被改革者

　　然而在抨击“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现象的同时，“维护医生的利益”也成为与会官员、学者的共识之一。

　　宋瑞霖在强调要重视医生管理的同时，也表示：“但要注意到，新的医改不仅要使百姓受益，也要使医生受益，而不仅仅是被改革的对象，要使其自觉参与改革。如果无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任何医疗改革方案都会有失败的重大风险。”因此他建议，政府投入不能走办医院，买设备、养人员的老路，对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应当鼓励支持，并且应当允许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包括鼓励流动和允许医师多地点注册，在多个医疗机构执业。

　　“不能因"价廉"而影响了"物美"，医改要解决大家看病贵，但不能以牺牲医院等供方的利益为代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立远指出。

　　“我赞成不能损害供方合理利益。”左学金教授也表示：“健康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医生应获得合理回报。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出在医院和医生，而是出在补偿制度设计要做改进。”

　　“要创建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并建立基本服务和基本药品目录制度。“刘俊提出建议。

　　李光耀教授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对医生要合理激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目前的不合理在于医生的收入不来自于医疗服务、咨询，而来自于药费、器械费上。因此我认为应合理提高医生的工资，并给医院更多的融资渠道，一味控制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