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的中国烙印:华人生意渗透到各个行业(图)

　　一座被中国人称作“海参崴”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生意已经渗透到它的各个行业，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通过迅速扩张的生意和家族式的迁移，中国人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起膨胀。

　　虽然在海参崴生活多年，但这座长满了哥特式建筑的俄罗斯城市对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俄罗斯淘金梦

　　巴士和船正在将无数的中国人运往彼岸，俄罗斯人坐不住了。

　　从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边境口岸过关，有公路和铁路通往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的每个城市。绥芬河国际客运站发往乌苏里斯克、格城的班车20分钟一趟，哈尔滨和牡丹江等城市每天也有多趟国际班车发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远东的城市与中国东北城市的陆上客运频繁，和中国内地城际客运非常相似。

　　于是，中国内陆省份正在进行的“春运”被复制到了俄罗斯远东。每天，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男女填妥一张俄文的入境单，缓慢通过几位中年发福的俄罗斯女边防安检官员的检查，走过一个摆放着苏制坦克、大炮的兵营，前方就是窄窄的公路，国际班车等在那里，重新出发，俄远东的荒原招手在望。

　　这条公路正在演绎着一场名副其实的中国版“春运”，在中方和俄方的巴士上，俄面孔的人成了“少数民族”，中国男人们操着东北腔说着笑话，巴士如同他们自己的家。乌苏里斯克车站是一个中转站，中国人占据了几乎全部的站台，俄文的标牌提醒外来者，这不是在中国的县级城镇。

　　中国版“春运”同时在其他的中国通往俄罗斯腹地的道路上进行。冰封的黑龙江阻挡不了路途，那些买了180元船票的人，把一筐筐青菜、保鲜的草莓，从中国南方运到的香蕉，吃力地装进江面上的气垫船里。每艘搭载20-40人的气垫船10分钟开出一次，但滞留在海关的人并不见减少。

　　巴士和船正在将无数的中国人运往彼岸，俄罗斯人坐不住了，早前，俄罗斯著名的《独立报》刊发文章《是的，我们都是亚洲人》，作者担心几年后在远东的中国人将达到800万至1000万。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个10万人的数字，远东经济研究所则评估说是20万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的首府，中国称之为“海参崴”，一座在许多中国人的常识中曾经属于中国的城市。据俄官方的统计，目前，该城市有1万中国人居住和经商。中国人的生意已经渗透到海参崴的各个行业，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

　　一个家族的远东迁移

　　那是前苏联分裂后的饥馑岁月，“修一条拉锁要100多元人民币。”李家的生意从一个修鞋摊裂变了。生意的裂变加速了家族人口的迁移，2000年后，李家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样膨胀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座可以看到电厂烟囱的山上，一幢老式楼房的一层，一半住着中国的留学生，一半被一个叫李玉荣的中国人承包了。

　　李玉荣将包下来的房间分拆转包给在海参崴做生意的中国人，留下一些房间给自家人住。“弟弟、姐姐、堂弟几家，还有我雇的工人，我和爱人住在这里”，这个住处是2006年底找到的，是他在海参崴13年中搬的第20次家了。“以前，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厂房里，没有暖气，一大家几十口人挤在一起受冻。”他这个家最多时达到100人以上，“海参崴今年还没有向中国人发过一张劳动许可的邀请函。”一些人返回了国内，等待着新的劳动许可证签发。

　　每天早上，李玉荣和弟弟们开车把家人和雇佣的工人送往海参崴城内的各个市场，他们在那里拥有摊位、饭店。李家拥有一个叫“荣达”的公司，“其实，公司是为来干活的人办身份用的，”所有的家人和工人都是荣达公司的员工，老板是李玉荣。晚上，老板和员工一起在几张拼起的长条桌子上吃饭，大家又是一家人。

　　“这里有一所学校，中国人叫它"九专"，我在这个学校上过学”，李玉荣33岁，细瘦的身子在楼道昏黄的灯光下拖着长长的影子。1994年春天，来自中国吉林省安图县乡下的李带着8000多元钱来到这里学俄语，“钱是家人凑的，借的，头年就想来，可是，把牛卖掉还是差两千多元。”

　　“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个月的俄语，其实，没有怎么读书。”他真正的目的是出来挣钱，“接下来，就给黑龙江东宁县的天平公司在这里打了两年工。”一个月是七八百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还上了从家出来时借的外债。

　　“我后来就出来了，跟一个同学回到绥芬河，跑到一个修鞋摊上”，“我们在那泡了一个星期，看师傅干活就学会了。”他花了100多元买了一套修鞋修锁的机器，重返海参崴。“我们是这个城市第6家修鞋的摊位。”他们在远东海军体育场的空地上拉起一块棚布，算是圈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摊位。修鞋的头一个月，他赚到了1500美金。

　　那是前苏联分裂后的饥馑岁月，更换国名不久的俄罗斯成了一张白纸，市场上任何生活所需都稀缺到了极点。“修一条拉锁要100多元人民币。”李玉荣说，全城一个正规市场都没有，体育场的空地谁都可以去占，“大清早起床抢地方，先到就能占好位置。”这是他追忆的一段黄金时光，空白的市场给抢先一步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得到了意想不到多的金子。

　　父亲在儿子赚钱后来到了海参崴，接过了修鞋摊，儿子将从哈尔滨购进的货物拿到了体育场。“利润高得惊人，又没有摊位费。”李家的生意从一个修鞋摊裂变了，安图县那个小村庄的俄罗斯远东家族移民开始了。

　　这几乎是一个被无数次复制的中国人向外迁移的模板，从吉林舒兰四合村的波及全村的集体迁移到安图李家的家族移民，都是以血脉关系、次之世居关系的亲朋感情为基础的，在唯血统论的俄罗斯人为多数的环境里，他们复制了在故土上的生活圈子，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绽放。

　　2000年，李玉荣娶了只见了两面就订下婚事的宋吉坤，他是海参崴第一个大摆婚宴的中国人。“这年，我们在市场的摊位已经有了六个，父亲建议砍掉了三个”，妈妈和新婚的妻子也留在了海参崴，“我和弟弟决定分家，最好的摊位给了弟弟。”他给弟弟留下四万元的货物和起家的摊位，搬到另外一个市场重立门户。生意的裂变加速了家族人口的迁移，2000年后，李家在海参崴的人口和生意一样膨胀。

　　即使分了家，在海参崴，人们还是习惯把所有和李家有亲戚关系的生意看做他的。

　　 “黑”在海参崴

　　“办旅游签证，跟旅游团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法劳工、非法滞留的过程。“在人多起来之后，黑帮接手，对市场进行了管理”

　　一张2002年版的“财神到”年画贴在墙上，这是一个住了4口人的房子。周俊，42岁，是他们中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人，年画是他在5年前的春节回乡时带回的。带回“财神”的那个春节后，周俊再也没有回过黑龙江密山县老家，虽然，家就在国界线的那边。“回去，就过不来了。”

　　他没有护照，如果他踏过国界，就很难再回到海参崴，那么，他留在中国人叫做二道河子市场上的摊位谁来打理呢？“2002年，我是拿商务签证过来的，没有劳动许可证”，那是不能在市场上从事零售业的，也就是不能站在属于自己的摊位前招揽顾客，“移民局检查，给我的护照盖了黑章，干脆，我把护照扔掉了。”他不担心没有护照被警察或移民局的人抓到，“抓住了交罚款就是了，如果有护照而没有劳动大卡，那要罚得更多。”

　　最早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几乎都经历了非法劳工、非法滞留的过程，那是他们与当地管理部门都伤脑筋的黑暗阶段。“我最早来也是办旅游签证，跟旅游团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李玉荣在“留学”九专时所持有的也是旅游签证，“后来，到市场上摆摊了，还是那样跟旅游团走，一个月回去一次，有时半个月就要回去一次。”回去，是指回到中方的绥芬河，在那里，重新加入一个旅游团，再入境进入海参崴，旅游，是一个幌子，练摊卖货才是正事。

　　持有的旅游签证过期是经常发生的事，很多人只能“黑”在海参崴。从吉林珲春来到海参崴开出租车的王师傅认识一个中国人，“本来是来旅游的，到赌场去几次后，就留在这里不走了，一下子"黑"了七八年。”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2002年是一道分界线，之后到来的中国人逐渐齐备了合法的手续和证件，他们谈起海参崴的市场，很少有人知道杨贵兴、高清成，“还有我弟弟，他们三个是二道河子市场上最早的三个人”，周俊先是为做建筑工人而来，他在工地上做工，当地人对那个市场有一个俄文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为“卢斯卡亚”，“来的人多了，形成了市场”，周俊后来不做工了，他也在二道河子购买了一个摊位，“一位姓崔的中国朝鲜族人和俄罗斯人联合，把市场管理了起来。”

　　海参崴的市场基本上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现今规模最大的体育场市场也是由“黑”着的中国人烘托出的。越南人跟着来了，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塔吉克人、朝鲜人、韩国人，也相继从陆路和海上来到海参崴，在那个看台塌陷了一半的体育场摆起了摊位。

　　“在人多起来之后，黑帮接手，对市场进行了管理”，在李玉荣曾经摆过修鞋摊子的地方，已经是一排排整齐的铁皮箱子的摊位。市场的“法律”也随后诞生了，当然，这不是经过滨海边疆区或海参崴市杜马通过的“法律”，它由管理市场的黑帮制定，规定了不同位置的摊位交纳的租金数目，还有每个月1000卢布不等的“保护费”。

　　黑帮制定的“法律”在所有的市场通行，“在此摆摊的各国人不用向海参崴的商检、工商、税务交纳费用，只要交了钱，他们的公司全部管了。”李玉荣说，但是，“公司”对商户收钱不限于租金，“比如，下了这场大雪，每户都要交纳800卢布的清雪费”。可是，等下一场雪下来时，上一场的积雪已经坚硬如冰。

　　海参崴中国印记

　　鞋子坏了找中国人修理，在附近的中餐馆吃当地几乎最便宜的午饭，在市场上购买价格与中国内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国人打交道，年轻人也不例外

　　前苏联解体不久就来到海参崴并入了俄罗斯国籍的薛桂林，在这个他“心目中可以居住一辈子”的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我曾听一位俄罗斯老大娘讲起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上醒来，能听到中文的叫卖声。”他踏访过一片已经废弃的居民区，那是1930年代中国人在海参崴的聚集地。

　　是的，哪怕是海参崴官方提供的资料都这么说，中国人在当地的聚集曾经鼎盛一时。“那时，30%的海参崴居民由中国人组成。”现今，市中心保留了中国街的遗址，当地人称为“百万街”。

　　安德列·尤利耶维奇，海参崴市对外联络与旅游委员会主席，手里拿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小国旗，等在市政府9楼的电梯口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30年前，我的妈妈告诉我，中国的商品质量是最好的。”他说，那是前苏联时期，家里有几条中国产的毛巾，总是用不坏，妈妈给了那几条毛巾很高的褒奖。

　　“中国的商品，特别是食品，救了我们这座城市，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可能就完了”，安德列先生在介绍完海参崴的地理、旅游后，动情地说，“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和中国人。”他追忆起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历史：“小型的中国贸易很早就有了，比如20世纪早期的小餐厅，小店铺，还有手工业作坊。”在斯维特兰斯卡雅大街上，还有一座“绿砖屋”，那是中国商人陶则明的故居，他的工厂影响着海参崴的衣食住行。

　　安德列说，现在的中国商品依然影响着海参崴人日常生活：“一些家用电器，还有建筑材料，全市的装饰建材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

　　如果一位退休金不高的海参崴老人想增加收入，他可以把空余的房子租给从西部边界到来的中国人，“我们住的房子一个月要600美金。”周俊说，这要比老人的退休金多几倍。如果这位老人的鞋子坏了，他可以去体育场市场北门，找那位叫刘维新的中国人修理，接着，他可以在附近的中餐馆吃当地几乎最便宜的午饭，随手在市场上购买价格与中国内地差不了多少的衣服、餐具，甚至可以买到产自中国广东某县的牙签。老人一天的生活要多次和中国人打交道，年轻人也不例外，因为他们需要时尚而便宜的服装，哪怕他从乌兹别克人手里买到，但产地一定是中国。

　　“来这里旅游的中国人也很多，去年是17万人次，他们的到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好处。”安德列先生主管海参崴的旅游，他更喜欢中国游客涌来。

　　安德列列举了海参崴和中国内地城市的关系，证明和中国悠久而友好的关系，“大连，长春，烟台，上海，延边，都和我们是姐妹城市和友好城市关系”，他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商人在这里出售中国商品，也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他们可以把钱投入到城市的道路建设，可以建中国城、娱乐场所，艺术工作者也可以来这里搞绘画，我们的城市是欢迎的。”

　　“瞧，我这是在中国做的西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先生每年要去两三次中国大陆，“我很喜欢中国的商品。”

　　封闭的“中国小社会”

　　“中国人是单独住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商人之间没有来往，中国人之间彼此也是独立和封闭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封闭的结果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当地时间每天下午6点，一拨一拨的中国男女从体育场市场里走出来，这是市场打烊的时间。等大部分的商铺拉上了卷闸门，维持秩序的保安用路障拦住了每个市场分区的通道。“到点必须走，这是规定的时间”，一位中年人边锁门边说，“走晚了也不安全啊。”

　　一些人钻进二手的日本车里，那是他们在海参崴购买的便宜车辆，“自己开车相对安全多了，不用怕警察，也不用担心抢劫。”李玉荣是每天例行着接送家人上下班的，他守时地将一辆商务车停在距离弟弟饭店不远的路口。

　　一些人走到北门的有轨电车站，等候几分钟一趟的6路电车咣咣驶来。两站的路程很快就到了，他们会在一幢黄色的楼房前下车，跨越轨道，上了一个缓坡，一幢雕刻着镰刀斧头前苏联共产党徽标的楼房，巨大的阿拉伯数字显示是85号楼。他们拐过去，进入到相邻的83号楼里，打开长长的楼道两侧一扇扇房门，这就是他们暂居在海参崴的家。

　　那晚，住在83-B楼的郭良涛恰逢生日，他的朋友都赶来了，提着蛋糕、塑料瓶装的啤酒、青菜、鱼肉和鸡。很快，在一个半间屋子被床占据的房间里，几张简陋的桌子拼在一起，几个男人张罗着，女人坐着聊天，嗑着瓜子。酒席转眼准备好了，11个人举起酒杯，祝一道从国内来又一起在市场上做生意的伙伴生日快乐。很快，一瓶瓶2升装的俄罗斯啤酒下肚，他们喧闹起来，声音冲破了房门。

　　这是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个中国群体，六个男人结为兄弟，老大叫余军，一个人人都可以开他玩笑的、性情活泼的中年男人，他边喝酒边跳舞，“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平常也不会这么快乐。”余军说，“我们之间很熟，是这楼里关系最紧密的。”“那你们不出去消遣吗？”“很少，卖货、进货、回家、吃饭、睡觉、上班、下班。”

　　他们的欢闹声没有带来邻居的麻烦，这幢典型的“中国楼”里，高峰时期曾有数百中国人居住，每天晚上，他们紧闭着屋门，“警察敲门也不开。”一位胖胖的女孩说。

　　周俊和刘景路是市场上交下的朋友，刘是沈阳人，他的娱乐是经常到周的住处串门。周俊试图想到外边转转，但他没有护照。李玉荣已经在海参崴生活十几年，但放下生意后，他最好的去处还是回到家里，跟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说实话，这些年并没有交下真正的俄罗斯朋友。”

　　“中国人是单独住的，我们研究所曾经调查过这个问题”，拉林先生对在海参崴和远东的中国人群体产生过兴趣，“5年前，我在写一本书，调查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同时访问俄罗斯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一个测验，由一个基金会提供支持，是在莫斯科和海参崴同时进行的。”

　　拉林在一所大学授课时，问课堂上的中国留学生，是否和当地的中国商人有所交往，回答是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学生和中国商人之间没有来往，中国人之间彼此也是独立和封闭的。”他的调查和研究表明，封闭的结果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互相不了解。

　　“从中国来的人很多不把这块新的土地看做家乡，我问他们，是不是想在这里住下来，他们的孩子想不想留下来”，拉林说，中国人的回答是，不，不会留在这里。虽然在海参崴生活多年，但这座长满了哥特式建筑的俄罗斯城市对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这么近，又那么远。

　　 他们的道路

　　从绥芬河到乌苏里斯克再到海参崴，是传统的中国人陆路通道，也是中国货行销远东的主要路途。靠着能吃苦，任劳任怨，他们忍受着孤独，担惊受怕，但挣回了在家乡意想不到多的美金和卢布

　　巴列瓦体育场市场的电是在当地时间下午7点停的，这时，市场上全部的店铺几乎关张，在一个拐角的铁皮房子里，一些人还在忙碌着。李玉荣，他的姐姐、姐夫、弟弟，几个帮工，在一盏小小的手电筒灯泡的照耀下，整理着货物，塑料桶、小刀、指甲剪、玩具、拖布，等等，他们分类码好，列在大门的两侧。“这些都叫小百，甩货”，李玉荣指挥着大家干活，“这个房子本来准备开理发店的，这边的邀请函拿不到，找好的人办不了劳动许可证，从国内来不了。”耗费了4万多美金做好的店迟迟不能开张，只能转做他用。

　　七点半，收工了，李家人鱼贯而出，市场的大门已经锁上了，李玉荣带头翻上高高的铁门，年轻人们跟上翻门而出。

　　“可以说，市场上的东西我几乎都卖过”，李玉荣回首10多年的海参崴历程，“什么赚钱卖什么，也被人骗过”。他为给雇佣的人和家人办在海参崴的劳动身份，“找一个俄罗斯人帮忙，他说能弄5个名额，我给了他2500美金，可最后那人打电话说，办不成了，钱也没退，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人是一个律师。”为申请劳动名额，他又花了7000美金托人办理，“一直都未能办下来，移民局说外国人劳动邀请暂不办理。”虽然，他的手里已经拿到了莫斯科的批件，可以办20多个人的名额。

　　需要的帮手过不来，李家生意损失惨重。“加上弟弟的，各项生意的损失加一起快10万美金了”，他很着急，担心再次像1998年金融危机时那样，“那年卢布贬值，赔了几千美金，又买了车，花3000多美金办了驾照，到1998年底，身上还剩下2200美金的本钱。”

　　一位绥芬河的朋友在关键时刻帮了李玉荣，“他有一个箱子(摊位)，本来可以卖1350美金的，他800美金给了我。”这个摊位就是后来留给弟弟的地方，李玉荣借此重新起家。

　　在巴列瓦、卢斯卡亚、阿嘎多瓦等市场上，聚集的中国商人是海参崴中国人的主体，他们走了一条与李玉荣相似的道路。这些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北乡下的人，复制了第一拨来到此处中国人的生意模式。“货卖完了，可以到乌苏里斯克批发，也可以从绥芬河直接上货”，83-B楼的老大余军打理着档次稍高于巴列瓦的一个铺面，“有时要自己去拿货，自己开车，哪怕是冬天，跑很远的路。”

　　从绥芬河到乌苏里斯克再到海参崴，是传统的中国人陆路通道，也是中国货行销远东的主要路途。

　　“我们就是胆子大，在国内都是没有出路的人”，刘景路在卢斯卡亚卖建材，他认为是海参崴给了他们机会，“市场上的中国人没几个文化水平高的，很多都是小学没毕业的，可我们在这里成功了。”靠着能吃苦，任劳任怨，他们忍受着孤独，担惊受怕，但挣回了在家乡意想不到多的美金和卢布。

　　他们在此赚钱，生活。2005年，海参崴共有24对中国新人举行了婚礼。

　　中国人的俄远东机会

　　一方面是观察家分析说，莫斯科正奏响振兴远东经济计划的前奏，中国企业会有很多机会；一方面是“2006年只有6个中国人获得了在滨海区的居留权”

　　海参崴官方提供的数据说，在滨海边疆区，共有一万登记的华人在此经商、做工、学习和生活。“这里的中国人还是不够多，而且，大都是和市场有关系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移民的需求会一天比一天高，因为，每年的中国劳务根据合同在增加。”拉林先生说，2005年，在远东地区，按劳动邀请来的有26000名中国人。

　　2006年12月中旬，俄罗斯媒体以复杂的口吻报道说，有6名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加入了俄罗斯工会。当滨海区农业工会主席将会员卡发给这6位中国人时说，中国人吃苦耐劳，为丰富地方农产品市场做出了贡献。

　　也是在去年底，中国驻海参崴的领事代表却接到了一家中国企业的投诉，虽然已经办理了中国劳务引进许可，却无法获得入境签证。这与上述的景象成了冲突。

　　3月，滨海州和海参崴政坛发生地震，多名高官被莫斯科解职，有黑帮背景的海参崴市长尼古拉耶夫在出差莫斯科时，被安全局拘捕。尼古拉耶夫此前的身份是地方上一家规模较大公司的老板，一本专门描述远东黑社会现状的书中介绍说，他外号叫“维尼熊”，涉嫌杀人越货，强占他人资产。

　　俄罗斯的观察家分析说，对尼古拉耶夫等人下手，是莫斯科对振兴远东经济计划的前奏。“2012年的APEC会议将在海参崴召开，我们要建起几座5星级酒店，要改善交通，架大桥将俄罗斯岛和大陆连接。”安德列先生说，这些仅靠中央政府承诺的40多亿美金不够的，中国企业会有很多机会。“同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很看重和中国的合作，比如，曾经计划开通海参崴到中国延吉的航线，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执行，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他透露的意思是，像这样的合作，还可以谈下去。

　　“2006年只有6个中国人获得了在滨海区的居留权”，对海参崴和远东的大开发，薛桂林认为中国获得的机会并不乐观，“在前苏联刚刚分裂时，我们失去了进入远东地区的最佳时机。”滨海区在组建“移民事务委员会”时，薛桂林也是发起人之一，“但在这个委员会成立后，我却不是委员”，滨海官方给他的答复是，这里不存在中国移民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吸收一个中国人进来。

　　“中俄两国的商务谈判，总是各说各话”，薛桂林担心中国在远东能够获得的机会不会太多，“这里没有太大的中国企业，只有一个矿规模稍大，很多大集团来看过，但都没谈成。”

　　曾经帮海参崴渡过难关的中国商人也正面临着劳动限额的困局，这些，在薛桂林看来，是中国人在远东的机会被压缩了。

　　“对这个地方，我们和你们的认识不同，中国的一些书上还写着，这块土地以前是中国的。”拉林说，这是双方认识上的问题(根据我国历史记载，1860年沙俄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致使包括海参崴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1862年，沙俄政府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翻译成汉语就是控制东方)。

　　而俄方在介绍海参崴的资料上说：“19世纪中叶，俄罗斯与中国签署"北京-爱珲条约"，开始允许迁移入滨海边疆区南部以及海参崴。当时，还不属于任何人的滨海边疆区覆盖着未经开垦的森林。”

　　100多年后，中国人一批批来到曾“不属于任何人”的海参崴，跨过了国界的大门，可能还要跨过俄罗斯人心理上的门槛。(喻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