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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对话:查尔斯·汉迪访谈录

  9月20日,作为对话嘉宾,我和现年75岁的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组织创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能够和世界级的管理大师面对面,真是备感荣幸!对话的主题,在个人与组织的新型关系、虚拟组织、全球化环境下的个人社会形态等话题下展开。

而我们谈得更多的话题,却是价值观和人生哲学。

  国内外不少媒体都认为,汉迪是迄今在世的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的工作形态”等新观念闻名于世。然而,我却发现他本人却更愿意认可自己是一位“社会哲学家”。汉迪说,“企业的问题,实际上更是社会学问题。我们更要关心人,而不是关心利润和金钱。”

  对于现行企业组织形式的批评。汉迪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存在是历史问题。这原是一种特权,专门授予那些拥有并经营企业,且个人成败系于企业成败的人。他们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是可见的实体,如砖石、泥灰、机器、原料等物理资产;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只是让资产发挥效用的“人手”。在此制度设立之初,是为了鼓励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扩张,而设法保障这些企业经营者,使他们的私人财富不致于全部受到企业亏损的损害,那么这种组织形式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有权利,就要承担责任,照顾员工。而多数企业责任向来不受重视,但与其相对应的特权,包括所有制与有限责任制,却延续至今。

  时至今日,人们应当问一问,当前时代的游戏规则是否应当与以前的相同?这既是价值判断,也是实证判断。我们为什么把一群组织中的人,视为一份可根据其市场价格而进行买卖的“资产”?企业是否都认为公司最主要的资产乃是它的“人力资源”,以及员工所具有的一切“知识价值”?这包括经验与专业知识,也包括他们的人际网络及人生经验。

  “知识资产”是一个很容易误解的词汇,使我们以为传统上会计学的所有权观念能够获得归纳法意义的延续。而知识资产指的是“人”。在新的条件下,任何组织如果不是由人所组成的“社区”,它可能毫无价值,而社区并不是一种财产。假如我们说,某些人“拥有”某一社区的人,汉迪认为,这种说法相当可笑。社区不是商品,无法交易。因为社区有的是因为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的“成员”,而不是“雇员”,社区只属于它的全体成员。

  汉迪谈到,奉献不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许多人来说,最好的遗产就是他们所养育的子女。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他们从事的工作、和开创的事业。还是一些人,则是他们拯救的生命、教导的孩子、治好的病人、修建的花园等等。说到底,后世能记得谁,关键不在于那人挣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是怎么花的钱。

  管理是一种实践。和另一位前年刚刚去世的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立场十分相似,汉迪更愿意自己被称为一个实践者和行动者。汉迪同样认为,无需为没有上过什么管理学院而懊悔,管理不是应用科学,而更是一种实践的艺术。

  在实践的意义上,汉迪指出,记住知识固然重要,但要在必要的时候抛弃它们。重要的是你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你学了什么,你从哪里学的。行动比才能更重要。在商业世界里,“我比聪明人干得更好!”通过学习经验,人们会变得更加自信。而如果向你的人生妥协,只会让你浪费大量的时间。汉迪认为,人生,就是对自己性格的探索。成功的人生并不是在行动之前,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只有行动、实践、质疑、重新实践,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人生。

  我在对话时,和汉迪开玩笑说,十多年前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得益于对他的部分观点的“拷贝”,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实践经验的商学院的学生。另外,通过简单的交流,汉迪也明确表达了,他对于价值中国网的创新型组织形式的充分肯定:虚拟的、无中心的、社区化的、基于知识链接的;更重要的是,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多人的人生能够更有价值和意义,而不仅仅是关乎金钱的多少。作为社会哲学家的汉迪说道,“幸福不是一种状态,不是海边的日光浴、也不是悠闲的午后红茶,而是一种行动。”

  中国当前的企业生存环境。通过对话,我向汉迪表达了我对中国企业当前所处环境的理解,以及他的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一些适用性的见解。

  1、汉迪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分权管理”和“职能外包”的概念,现在在西方已经成为了基本的事实。但在中国,由于诚信和法律体系缺乏等具体原因,还只能是一些不重要的实践、或者只是“特例”——比如,很多公司只将快寄邮件等特别简单的职能外包;而“分权”更多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容易演变成,要么不分权,要么就弃权。

  2、个人接受新的组织生态,比企业容易得多。而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绝大多数的个人还没有解决稳定的职业生存问题。汉迪所说的个人化“职业跳蚤”,在中国还看不到实质性的可能性。另外,由于资源缺乏而带来的组织的低水平竞争,也导致了个人成长的障碍。当然,这也是互为因果的一系列困境。这需要广大企业家更多的承担对于社会的使命和责任。

  3、汉迪说,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归纳和创造“概念”,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一点,我完全认同。对新经济而言,概念就是产品。我认为,中国企业在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创新上,还很当薄弱,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累。而技术应用领域的创新,却极有可能构建出后发优势。特别在新经济领域,由于软件技术、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知识溢出”的速度很快、成本很低,中国企业要充分把握住机遇。新经济并不只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经济、新技术的成果,可以为所有传统行业所充分应用。

  4、个人的意识容易被淹没在群体里,个人仿佛无须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群体的意识也可能是错的。在旅途中,人们往往光顾着注意下一步的安危,却忘记了道路将通向何方。由于竞争环境更为严酷,中国企业界急功近利的现象更甚。成功的企业家和创新型组织,总是勇于和潮流抗衡,坚持自己的想法。“没有人有权挑战你最深沉的信仰,决定权只在你手里。”否定自己,还是坚持信仰、忍受痛苦,只有个人才能权衡。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有远见的公司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企业是社会的公仆,所有者固然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部分。汉迪谈到西方企业界时说,“我对短期的改变是悲观的,但我对长期的企业变化是乐观的。”我想中国的企业界也是如此吧。

  

(责任编辑: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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