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金融机构接力NGO 小额信贷"禄劝模式"解剖

　　云南禄劝报道 本报记者 陈小莹

　　农民张明德的2000元贷款

　　2007年9月，记者坐车来到昆明市禄劝县中屏乡。

　　记者所要拜访的人，是该乡芹菜塘社区一位名叫张明德的57岁苗族农民。

　　从中屏乡到芹菜塘社区，还有9公里的泥泞山路，下雨天只能步行。

11年来，这条山路上走过无数农民，但从没有信贷员的身影。

　　今年5月，三位中屏乡信用社工作人员来到芹菜塘社区。来者是中屏乡信用社的主任、会计和出纳，他们赶来为农户发放贷款。

　　社区内22位农民获得了信用社的贷款，总额5.7万元。张明德拿到了2000块。

　　张明德领到2000块钱之后，花1200元买玉米种子、化肥和薄膜，剩余800块买了两头小猪喂养。

　　大多数村民都和他一样，将贷款用作生产垫本，这样可以购买更多的种子和化肥。家有10多亩山地的王群明还第一次买了辆农用拖拉机，想开垦出更多的山地。

　　农民的回忆中，上次拿到信用社的贷款还得追忆到11年前。那是在1996年，贷款先要村委会盖章，又要开证明，还要找担保人，“一层层下来估计要两三个月才能拿到钱，播种期也过了。”

　　这一次手续没有那么烦琐，农民们获得的是无抵押贷款。

　　此前，信用社先根据芹菜塘的地理条件，将其归入“山地类村寨”，每年每户的申请贷款额度不得高于3000元。然后，张明德向社区提交贷款申请，申请了2000元贷款。

　　社区考察过张明德家的经济状况之后，批准了他的贷款数额，并把全村所有的贷款数额相加，上报到中屏乡信用社。乡信用社再次审核，确定每一家的贷款数字，由信贷员下到村子里发放。

　　就在拿到贷款的同时，张明德还领到了一个绿皮的“小本本”。这是昆明市农村信用社发放的一本《农户贷款证》，凭着这个本本，张明德可以不用任何抵押，在4年内向乡信用社借到商业贷款。

　　本本的第三页，是张明德的信用等级评定，上面写着他2007年度到2011年度的贷款最高限额为2000元。其中附有村民小组的签字和中屏乡信用社的盖章。

　　在贷款证上签字的村民小组要互相联保，所有的绿本本都要放在社区统一保管、统一还款。因为社区扮演了信用抵押的角色。

　　禄劝县信用联社是独立核算的一级法人机构（中屏乡信用社是其派出机构），这是以扶贫为宗旨的NGO和商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第一次合作试点。

　　按照事先商定的利率，这笔信用社贷款利率将比基准利率上浮20％－30％，约为8％－9％之间。到了明年的4月份，如果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将顺利发放下一年的贷款。

　　作为试点，今年的贷款还没有完全商业化，这笔资金用的是贴息扶贫贷款，即县扶贫办会动用扶贫资金替他们还清利息。2008年开始，当地信用社将正式发放正常商业贷款。

　　禄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人口共45万人，去年的财政收入1亿元左右。小额商业性贷款，将为贫穷的农民带来脱贫的希望。

　　NGO孵化信用机制

　　和其他地区的小额信贷试验不同，禄劝的农民们新获贷款来自农信社，后者的资本实力让贷款的来源不再那么紧张。

　　农信社可不是慈善机构，禄劝县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皮臣武说，“我们信用社不单是为了扶贫，还要讲经济效益和风险控制，很难。”

　　在这些贷款发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来自抵押程序。相比偏僻的地理位置，抵押环节才是阻碍商业贷款进入贫困农村的关键因素。

　　对于这些只有茅草屋没有商品房，只有牛没有汽车的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抵押物。

　　芹菜塘社区有一个社区管理委员会，是县信用联社眼中可以替代抵押物的信用基础，贷款实际上发放给农民个人，但从形式上是交给这个社区，统一还款。

　　这个社区管理委员会有过类似的经验。2002年到2007年5月之前，社区管理委员会管理过一个“社区发展基金”。这个基金的贷款本金来自香港乐施会，利息由社区自己商议决定，所有的利息作为积累留在村内。这是那几年里芹菜塘社区仅有的“融资”通道。

　　社区管理委员会要组织村民讨论基金的还款周期、利息分配、逾期惩罚方法等，再一条条写下来张贴于众。这笔基金培养了农户们处理贷款和经济事务的初步能力。

　　“这笔社区基金不是接济他们的，而是借给他们。并且由此培养他们自己管理资金和管理社区的能力。”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农村生计项目副经理冯明玲介绍说。

　　这家NGO组织首先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村里修一个水窖，修在哪里最合适；新有一笔钱要修猪圈，怎么用才最好——每一件村里的事都提倡“参与式”讨论。“就这次向信用社贷款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开过两次全村大会。”张明德自豪地说。

　　培养了参与意识，NGO还要培养村民的参与能力。“他们受教育比较少，基本都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水平，上了四五十岁的人基本都是文盲。”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副经理袁如海介绍说，仅是培训记账人员，就要从数字123的大写开始从头教起。

　　在防范贷款风险的具体措施中，乐施会借鉴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做法，建立了5户联保制度，让村民们自由组合，互相担保。一旦一户出现还款困难，其余几户都要督促甚至替其将欠款还清，才能领到下一年的贷款。

　　“这个办法把农民紧紧捆绑在一起，信用的基础就牢固多了。”袁如海说，首先熟人社会不讲诚信的成本就比单个农民高得多，其次为了第二年能再借到钱，从没有发生过农民欠款不还的情况，还贷率一直是100％。

　　“只有乐施会项目在的村子，我们才敢放无抵押的商业贷款。”皮臣武去过芹菜塘一次，村民自我管理基金的能力让他惊讶。

　　现在，社区里新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农民养猪合作社。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已经替代了原有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开始商讨社区管理。养猪合作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扩大到了8个人，首要目标是组织讨论养猪之道。

　　“我们想去正式注册申请为一个协会，有了法人身份之后，合作社就能直接办理贷款或者集中采购饲料了。”袁如海的同事曹兴福说道。

　　对接商业性金融机构

　　虽说NGO已经在芹菜塘社区孵化了初步的信用机制，但是要彻底改变农民的贫穷状态，仅靠一个非政府组织显非长久之计。

　　“这里有一个资金来源的极限性和农民对于乐施会的依赖性两个问题”，熟悉禄劝模式的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何广文认为，单靠NGO“以贷为主”的扶贫方式会面临可持续的问题，需要正规渠道的融资和输血。

　　从2006年4月开始，冯明玲就考虑要在农民和县信用联社等商业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搭一个桥梁，让乐施会对接政府金融，做到双赢。

　　在禄劝县信用联社副主任皮臣武的印象中，最初双方的共同点并不好找，光讨论这个合作模式就前前后后碰头9次。一度，信用社甚至不明白乐施会的目的，“你们既有钱又有制度基础，为什么要把客户给我们？”

　　在理解双方诉求之后，如何解决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成为最关键的突破口。

　　县信用联社是独立核算的一级法人机构，所有的收入和利润也需要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他们的盈利驱动，使得对于贷款坏帐的风险控制非常严格，一旦贷款出现问题，信贷员就有直接的责任，而且赔偿制度是终身制的。

　　之前，就在芹菜塘社区，曾有三户农民借了信用社的钱至今没还。最多的一户本金有1000块，滞纳金也接近千元。

　　香港乐施会曾提出，由信用社借款给他们已经培育起来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因为社区发展基金的还款率达到100％。但经过县人行、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商议之后认为，社区管理委员会不具备法人资格，所以这个方案存在不合规的风险，被否决了。

　　由于何广文的介入，他们把目光放到了全国。在考察了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民资金合作社之后，他们找到了“存一贷五”的担保信贷方式。贷款依旧是贷给个人，但是原来社区发展基金的钱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存在信用社，信用社以这个存款数的5倍计算贷款总额，并按照每个农户评定的信用额度放贷。如果发生单个农户欠款不还的情况，则由这笔存款偿还。

　　政策上的利好也增加了他们的探索信心。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颁布了银监发（2006）90号文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国定和省定贫困县，允许各种组织和个人进入金融市场，建立多种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

　　何广文认为，这个文件的实施，无疑将带来农村金融供给格局的改变。应该利用这样的政策机遇，促使原有贷款机构农信社自己打破垄断，使其乐于与NGO机构进行合作。

　　在禄劝模式里，明年4月，农信社先以基准利率上浮20％的利率把商业贷款贷给农民。虽然比起目前年利率超过10％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有点低，“不过我们觉得这个贷款的风险确实小，低风险低收益我们还是能接受的。”皮臣武说。

　　三方的通力合作，终于在今年5月促成了第一次信用社贷款。

　　不过，禄劝县人民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张明贤也坦承，这个模式的推广还是有不少前提的。“没有竞争，风险控制的要求存在使得信用社也难免‘嫌贫爱富’，不能要求每个县的信用社都遵照禄劝的做法。”

　　张明贤所指的前提是县信用社的普遍现状。1998年，按照既定政策，全国的农业银行基本都撤出乡镇一级，原有乡镇金融服务完全由农村信用社一家来完成，市场相对垄断，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生意“很好做”。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式需要乐施会建立的社区基金作为基础，在没有这个信用基础的农民社区，无抵押的商业贷款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明年的4月20日就将是芹菜塘农民第一次还信用社钱的日子。

　　“我们能还清。”张明德掰着手指计算说，今年猪肉价格一路走高，两头猪至少可以卖到1700块钱，仅此一项就足以还清他的大部分贷款。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判断，“今年的毛收入5000元左右‘没问题’。”张明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