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连夜赶制配套措施 港股直通车望11月成行

　　9月的天津秋意渐浓，酝酿已久的“港股直通车”陡生变数，由于种种细则尚未完善，各方原定于月初实施的计划不得不延迟，至于实施的区域和范围也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上个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在天津开展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试点，首次允许所有中国大陆公民直接或间接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立个人境外证券投资外汇账户，投资于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购汇规模不受限制。

　　这项试点自宣布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香港把这一试点叫做“资金自由行”，还有的把它简单地称为“港股直通车”，香港恒生国企指数一周之内更是上涨近40%。在政界、学界，这一举措更多的被解读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关键步骤。但直至今日，“港股直通车”仍在原地踌躇，要在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上打开口子，恐怕远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

　　9月24日，银监会一位中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银监会正在制定相关的风险配套措施，港股直通车最早可望11月成行。

　　牵“港股”而动全身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外贸顺差的迅猛增长和利用外资的继续增长，国际收支出现连年顺差，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增长，从2001年底的2121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6月底的1.33万亿美元。我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外汇短缺的局面，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何合理利用外资和运用外汇储备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开放个人投资港股，是继2006年4月开放银行系QDII，2007年6月开放基金管理公司QDII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举措，初衷是引导更多的外汇进行合理资源配置，提高我国整体外汇资金的收益，同时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5月份，在外管局关于减轻外汇储备压力十几个意见措施中，港股直通车正是其中一条。不过它的出台之快出乎我们意料，现在看来是有些仓促。”银监会的知情人士透露。

　　“现在我们正在制定相关的风险配套措施，还有一些实施的细节问题。比如其中的操作风险如何控制，后台硬件是否能够跟上等等，这些都需要详细考虑。”他补充道。

　　一位接近银监会的人士讲道，为了让配套文件尽早出台，银监会相关部门正在加班加点，有时候候灯火彻夜不熄。

　　9月18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向《证券日报》表示：“相关的系统早就准备好了，目前正在等待批复。”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投资港股的资金清算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有个时间差，所以有一个责任划分的困难。一旦开放之后，全国的钱涌向天津，那些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可能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钱，他们的承接能力有多少？对于投资者的教育工作如何，现在很多数据还在手工录入和传输，极易发生错误。这里面的风险如何掌控都需要谨慎考虑。”对于王兆文的说话，银监会上述人士表示并不认可。

　　事实上，这正是让管理层左右为难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项目开放使一些拉美国家吞下了苦果；而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游资席卷新兴市场，更是让人心有余悸。经济评论人士陈旭敏此前指出，“此时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中国企业的下场就是俎上之肉。”

　　但另一方面，资本管制的弊病也很明显，包括监管的成本日渐高企、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削弱了本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等等。因此，各方面是基本共识是放开是大方向，但是不宜一步到位，具体开放的步骤要视前提条件的完备程度而定。一般认为，开放资本项下的流动，需要国内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商业银行应对风险能力提高、汇率政策体制配合、反洗钱机制的完备等等多项重大制度性的前提。

　　因此，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认为，在完备的制度规范建成之前，仓促推行 “港股直通车”可能出现背离初衷的局面。

　　首先，中国外储增加中有相当数量是来自海外“热钱”，要想缓解外储增加，也需要缓解境外“热钱”进入的动力。从技术层面看，“港股直通车”的开通不仅意味着境内合规资金外流的渠道，对于“热钱”而言，则意味着之前非常困难的回流途径随之打开，解决了热钱流入的“后顾之忧”。流出渠道的顺畅反而会成为促进流入的动力。

　　其次，海外证券市场风险和交易规则与内地大有不同，再加上每年至少5%的人民币升值水平，谨慎性的投资者未必会积极参与，倒是出于非法目的的资金，比如洗钱资金，会不顾及成本积极参与。由于现行规定对于购汇比例不设限制，从而让非法“洗钱”资金获得了十分宽松的“洗白”机会，这一点也与政策鼓励民间资金海外投资的出发点不符。

　　不过，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对本报记者表示，“开放投资是居民多了选择，总体上是有利的，至于投机资本流动，那是监管部门的事情，如果监管部门监管能力不足，就要限制投资者的选择自由，那么就不要开证券市场了，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资本项目开放是大方向，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而外管局的一位高层也向本报记者解释道，此次的试点类似于在我国的资本大坝上装了一个阀门，对于资金的流入流出速度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水压情况进行动态调节，现在是放开，以后也可以收紧，所以并不必过度紧张。

　　　动了谁的奶酪？

　　此次开放个人投资港股方式意味深长，还表现在开放的地点选择上。

　　一般情况下，在内地地域开放选择上会以与香港有密切经济和人员往来的广东省为先，首选深圳。比如2003年7月CEPA推出的个人访港自由行，首批试点城市是以深圳为首的广东4个城市，之后的香港人民币回流选择在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但此次外管局将资金自由行的出口选在了天津，凸显了下一步金融政策向北方经济中心天津倾斜的意图。这一政策最初的设想来源于天津滨海新区与中银国际的业务交流，双方提出由中国银行开办这一业务。

　　也有知情人士透露，这和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此前的经历和成就密不可分，作为前任央行行长，在中国的金融界里，戴相龙就一直以拥有丰富的政府关系而知名。

　　“对于天津来说，提供了一个探索离岸金融业务的创新领先地位。”巴曙松分析道。

　　但业界推测，这些也恰恰成为“直通车”遭遇“黄灯”的原因之一，银行和机构的试点选择缺乏市场机制，各部门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隐忧。因为这块市场一旦启动，将是一块巨大的奶酪。

　　“1.3万亿美元”，8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资本经济(Capital Economics)对此的预估，他们认为，中国投资者(不包括中央银行在内)持有的外国证券占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5%，如果中国海外组合投资升至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该国的海外投资可能增加1.3万亿美元。

　　这块巨大的奶酪显然不能让天津和中国银行一家独享，8月20日之后，其他银行和地区也正“摩拳擦掌”，力争挤进第一梯队。

　　交行上海总行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我们已作了充分准备，一旦获批即可开办业务。考虑到交行在香港有交银国际，参照‘中行模式’，交银国际将负责交行客户的证券交易。”

　　根据刚刚公布的半年报，5月在香港成立的交银国际已获有关资格，可担任香港上市项目独立保荐人、香港收购及合并项目财务顾问。

　　市场此前盛传工行和建行可能成为上述业务的试点对象，合作对象可能分别为申银万国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工行和建行对上述业务确实已作申请，分别将上海和深圳选为试点城市，力争能够开展上述业务。

　　工行上海市分行相关人士昨日对本报称“目前正在等批文”。建行行长张建国则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建行已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提出“港股直通车”业务申请，正在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要求进行准备，很快会推出，力争成为第二批试点。

　　另一方面，港股直通车虽迟迟没有拉响开行的鸣笛，但近日来银行系QDII产品扎堆发行，大有和直通车“赛跑”的架势。

　　今年5月，银监会扩大了银行系QDII的投资范围，允许银行系QDII投资境外股市，并且单一客户起点销售金额不得低于3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月初，国家外汇局宣布增加30亿美元QDII额度，目前已有22家银行获得QDII购汇资格。而在个人直接投资港股放开后，目前银监会已将调整通知(197号文件)下发到各商业银行，投资于股票的银行QDII投资门槛从30万元降低到10万元。

　　究竟市场有多大？巴曙松认为其实取决于财富效应和风险偏好。他说，“相比QDII目前的100亿会比这个量要大，至于是多少，示范效应非常重要，如果初期的投资者赚钱了，就会吸引新的投资者进入，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初期的这部分资金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多大。如果初期示范效应是伤痕累累，可能会有影响，这是短期的，中期还是取决于两个市场的相对的投资价值和上市公司的质量。”

　　较当初试点方案最有可能出现的变化是，试点的地域将不仅局限于天津，还有可能扩大至几个城市，但非试点地区的居民则暂时无法到香港市场投资。参与开设这一业务的机构也将不仅限于中国银行与中银国际，至于个人投资的资金门槛，目前仍未最终敲定。

　　“但无论如何，开放是大势所趋，港股直通车不会搁浅，近期一旦配套成熟，我们就会放行。”银监会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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