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潘刚新局
圆桌会议：“70后”：一个时代的更替
综述：命运与责任
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而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更将被寄予厚望！
2007年的亮相
2004年12月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武夷山举办了一场“中国企业领袖论坛”。
在会议开始之前，主办方发现一个问题：来的几乎都是60年代出生甚至年龄更大的。而到场的一、二个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与老一代企业家相比，让人感觉“分量明显不够”。为此，议题不得不临时修改。
后来主办方负责人——经济频道总监（时任副总监）郭振玺(郭振玺新闻,郭振玺说吧)对此的反思是：当时70年代出生的CEO在一些企业属于刚刚起步，唱主角的还是老一代企业家。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就这个话题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4年初正式被任命为伊利集团董事长的潘刚(潘刚新闻,潘刚说吧)（1970年出生）已经以其骄人的业绩重振因郑俊怀(郑俊怀新闻,郑俊怀说吧)事件一度停滞的伊利品牌；
2003年刚刚从软银获得4000万美元风险投资的陈天桥（1973年出生）已经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巨擘；
2004年因连续几年公布中国富豪榜而备受争议的胡润(胡润新闻,胡润说吧)（Rrpert Hoogewerf，英国人，1970年出生），其主持的“胡润百富”如今已经被公认为追踪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变化的权威机构；
2004年在专业网站领域崭露头角的孙德良（1972年出生），其创办的网盛科技于2006年12月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其本人一举跻身大陆巨富行列……
可以说，当前70年代出生的CEO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股重要力量，或者也可以说，他们正是“华人经济圈新势力”（《环球市场》办刊口号）。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2007年9月6日至8日，全球最大的非官方论坛——达沃斯论坛首次走出瑞士，来到遥远的中国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
包括潘刚在内的一批中国商界“新领军者”与国家领导人、达沃斯论坛创办人以及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界巨擘同台亮相。这次亮相，或许正可以说是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正式为世界认可的一个标志。
“1970”的命运与责任
根据年龄生硬地说生于1970年的潘刚和生于1963年的潘石屹(潘石屹博客,潘石屹新闻,潘石屹说吧)是两代不同的企业家是不客观的。事实上，这两位“本家”目前分别在各自的行业担当着领军者的角色。
但生于1971年的陈宁宁和生于1955年的韩敬远之间的冲突，则能够让人比较明显地感觉到不同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在《环球市场》本期的特别报道中，有关于陈、韩围绕中国东方集团控制权争端的报道。从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截然不同的家庭出生、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被韩敬远一开始视为“海外战略投资者”的陈宁宁成为中国东方集团第二大股东之后，更强调使用技术手段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尽管韩敬远也被视为资本运作高手，但与陈宁宁相比，两人对资本运作的概念存在本质的区别。于是，围绕中国东方集团上市募集的近20亿元港币如何使用的问题，双方发生了分歧。并很快上升为公司的控制权之争。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利益大战。但触发这场恶战的，又何尝不是不同时代背景带来的不同价值观和经营理念？！
生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赶上了非常特殊的年代。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时代带来的痛苦经历。这一代人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最大的特点是白手起家。
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代商业开始在中国大地萌动，这一代人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多数大中型企业的当家人依然是这些“前辈”。
相比之下，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更多地具有“承上启下”的色彩。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不可能赶上中国第一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他们身上也有较多50、60年代的“历史使命感”，同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则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新生代”的企业家看来，吃苦耐劳是做大企业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拘泥于此难免会僵化；在他们看来，快速增长是短期经济时代的观点，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要求企业更多地思考怎样“友好地增长”；在他们看来，开口闭口谈怎样赚钱已经过时，现在除了讲“术”，更要论“道”……
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进入商界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前辈为他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吃饭问题”，而更多地涉及到中国企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学术界，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通俗地解释是：古代的东方文明程度较西方高得多，而现代文明却发生在西方，这是为什么？
如果翻故纸堆，我们也可以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商人也诞生在东方——相传商朝灭亡之后，不少商朝的遗老遗少散落在各地以贩卖为生，这些人自称“商人”。据说这就是“商人”这个词的出典。因此在商界，恐怕也存在一个“李约瑟难题”：为何商人最早出现于东方，而现代商业的繁荣则始于西方？
现代的中国企业家们，正在用自己的思索和实践试图破解这个商界的“李约瑟难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看来任务更重、更迫切！
伟大时代VS伟大人物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作家郁达夫这样写道。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对英雄的崇拜：对于生于50、60年代的人来说，英雄存在于广播和连环画里；对于生于70年代的人来说，英雄存在于电影、电视里；对于生于8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英雄存在于球场和互联网游戏里……
而对于这个国家和时代来说，英雄就存在于现实里：当军人穿越高山、沙漠的无人区守卫边疆的时候，他们是英雄；当刘翔、姚明代表黄皮肤的中国人登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时候，他们是英雄；当潘刚、杨元庆代表中国企业家成为达沃斯论坛座上宾的时候，他们也是英雄！
活跃于世界华人圈的知名学者高希均教授有一个观点：知识分子要拥有科技脑、人文心、中华情和世界观。科技脑是指严谨的学习方式及工作态度，相信事实，注重绩效；人文心是指“以人为本”的核心思维，提倡公平、正义、博爱、分享，以及对文、史、哲的重视；中华情是指对中华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世界观是指扩大自己的视野，敞开自己的胸怀，对外关心，向外学习。
历数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涉及科技脑、人文心、中华情和世界观的“综合素质”方面显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自1945年之后，已经有60余年未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其实一直没有休止——虽然彼此避免直接的兵戈相见，但以金融、贸易等手段进行的遏制与反遏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中国商务部不久前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鼓励扩大对外投资规模，着力提高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水平，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
这是一个值得鼓吹的计划。形成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对于大国崛起的意义，不亚于在战场上拥有自己的航母群。那么，谁来驾驭这些“商业航母”，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责无旁贷， 而生于70年代的企业家更将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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