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公司时局图

执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投资的中投公司挂牌成立，它要同时面对西方的金融保护主义和自身在组织结构、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先天不足

　　从筹划成立开始，中投公司就获得了外界异乎寻常的关注。这个让西方社会惶恐的新买家，已被视为日益强大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的新代表

　　9月29日，赶在国庆前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在北京新保利大厦举办了开业典礼。

　　中投公司将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七人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以及日常经营管理。

　　在定位上，中投公司的主业是利用超出储备规模的外汇，进行境外实业投资和金融产品组合投资，以期提高外汇经营收益，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境外金融市场投资、股权投资和国内金融机构注资等。

　　中投公司是中国外汇投资多元化的尝试。财政部将发行1.5万亿特别国债，从央行购买2000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作为其资本金。此前，中投公司的第一单投向了美国黑石公司。未来中投公司如何运作，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

　　新时局，新挑战

　　中投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000亿美元，在全球主权基金中的排名仅列第六位，但如果加上中国坐拥的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此中投公司的董事长楼继伟想要安静低调地“购物”，殊非易事。

　　目前，全球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持有资产在1.5万亿至2.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特别是亚洲国家，他们总结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都维持了较高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的总体规模已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但是，不同于窖藏的黄金，以他国货币为储藏形式的国家外汇，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严重损失。之前，这些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市场，但买家多了，卖家给出的利率自然就走低，对用高昂代价积累这笔外汇储备的国家，如此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这导致了新兴国家升级投资手段的集体冲动，某些发达国家采用过的由政府掌控、实行商业化管理、对外投资的主权财富基金形式被纷纷看好。这种形式被认为能同时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和外汇储备收益。

　　在这一过程中，主权财富基金通过收购等方式开展大规模跨国投资已是家常便饭。像新加坡淡马锡、文莱投资局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大鳄，近年来均有不少跨国投资的大手笔。

　　而据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15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可达到1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目前的美国经济总量。

　　中国是新近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而且基金规模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还很低。但在几乎所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及增幅依然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

　　因此，中投公司先前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募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9.9%股份的消息，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在西方国家看来，中投公司潜在的购买能力足以搅动全球商品、资源和资本市场，一些欧洲媒体开始渲染中国“将买空欧洲的钢材、树木甚至政治影响”。

　　他们更担心的是，自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对冲基金兴起后，全球资本市场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逐利的资本无政府主义有可能被政府主导的多元投资目标所改变。

　　比如，以索罗斯代表的对冲基金只需要考虑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国家投资基金在取得收益的同时，却需要考虑为本国购买战略资源、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甚至需要考虑国际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资本市场的投资分析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ClayLowery)表示，它们的投资政策鲜为人知，因此，些许的评论或谣言就可能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

　　他警告说，这些基金很少遵守市场规则，它们由政府官员控制，而这些人并不能对其代表的公民很好地负责。对于那些与这些基金打交道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基金所属的政府会承担风险，那么他们也会面临危险。“鉴于这么多资金投资于广泛的资产类别，主权财富基金需要强有力的信托控制和良好的制衡，以防止腐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研究主权财富基金增长引发的问题，该组织10月份的年会已经将这一内容列入议程。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上个月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金融流动正日益通过“暗箱”进行操作，而这可能给全球稳定带来风险。

　　因此，美国政府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立法，以强制增加国家基金的透明度。在对待国家基金的态度上，美国和德国已结成了统一战线，德国总理默克尔在7月中旬提出德国正在策划成立一个审议外国国家资本在德国收购计划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将对这些收购和入股计划拥有否决权。而在美国，类似机构已开始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新挂牌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经理们将面临一个新烦恼：日益增长的金融保护主义，也就是新兴市场公司在试图取得发达市场公司战略性股权时所面临的壁垒。

　　要从全球金融资产中寻求更高的回报，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清楚，投资保护主义已成为一个主要的担心，西方国家已经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不再将中国看作弱者而是看作对手，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投资，对中投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

　　短期市场影响力有限

　　目前，中投公司虽然已经成立，但它的具体运作情况在外界看来仍然云山雾罩。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投公司在北京平安大厦办公，但是明年，他们将迁往新的保利大厦。目前中投公司有4个部门，分别是投资一部、二部、另类投资部以及综合部门。这些部门主要按照投资资产的不同类别设置。

　　而在之前的筹备过程中，汇金的去向是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汇金公司主要负责控股和重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处置不良金融资产。近年来，央行先后划拨了670亿美元给汇金，再通过其向国有银行注资，此次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以债权换取央行在汇金公司的股权，将汇金公司整体并入了中投公司。

　　整合后，汇金的全体人员都直接进入中投公司，汇金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也同时并入中投公司。

　　中投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人，包括3名执行董事、5名非执行董事、1名职工董事以及2名独立董事。3名执行董事分别为楼继伟、高西庆和张弘力。5名非执行董事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5个部委，其中包括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和外管局局长胡晓炼。2名独立董事分别为原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还有1名职工董事尚未选出。

　　从管理层的以往经历来看，这里面最具投资经验的是曾任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高西庆。高西庆参与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已经多年。业内人士猜测，高此次赴中投公司任总经理，很有可能将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移植于中投公司。

　　而在运作初期，在缺乏人才和经验的条件下，中投公司可能先以委托投资为主。而社保基金管理的最大特点也正在于此——通过招投标、对中标者的监督管理和淘汰约束，间接管理资产。

　　2006年，社保基金选聘北美信托和花旗银行作为境外投资资产托管人，选聘联博、德盛安联等10家著名国际投资机构作为境外投资管理人。同年底，境外投资正式开始运营，主要投资品种包括股票、债券、现金管理等五大类。

　　“他们向理事会要了我们选择海外机构时的材料。”社保基金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在投资规模上，从短期来看，中投公司的市场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其实，中投公司很“缺钱”。这对于一家注册资本200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看来不可思议，却是真实情况。

　　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来自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现时只发行了8000亿元人民币，即1000亿美元左右，余下的1000亿美元要下一步才到手。

　　到手的1000亿美元中，要从央行手上买下汇金，估计要630亿美元，再扣掉投资黑石的30亿美元，只余340亿美元，还要预留款项作为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光大银行等重组计划中的注资部分，短期内账面上可以对外投资的资金不会太多。

　　中投公司的购物清单还有一项条件，便是必须有约7%回报。中央官员已一再表明，中投将会按市场规则运作。现时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息率为4.3%，预期人民币每年升值2%-3%，中投公司每年回报要达7%才能回本。因此中投公司购买的债券比例不能过大，否则会影响整体回报率，估计债券比例会和新加坡投资公司(GIC)持有的债券比例差不多，在30%左右。

　　能否成功关键看机制如何

　　“可政府成不了巴菲特，除非政府从一开始就创造出正确的"基因"，否则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少学者表示了对中投公司运作前景的忧虑，其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评论比较尖锐。

　　9月28日，谢国忠在上海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道：“中投公司很难创造相应的环境来吸引人才加入。中投的组织结构更类似于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靠政治需要来决定关键人事任命，缺乏一个成功的投资机构所需要的独立和创造性思考的特质。”

　　从公开资料来看，主权国家基金的成立时间不长，而他们的投资收益情况却一直饱受质疑。即便是其中的代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其过去25年里的平均年收益率也仅为9.5%，而这个收益率基本与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相同。同一时期，耶鲁大学的耶鲁基金会却获得了约16%的年回报，巴菲特则在比这更长的时间段内获得28%的年均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基金会为非盈利组织，但其表现却超越了许多基金经理。他们如何在有限的奖金激励下，仍能吸引和激励优秀的基金经理，非常值得探讨。因此，有专家建议中投公司应当研究一些美国大学基金会的成功经验。

　　中投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中国的海外投资很容易受到政治的干扰；加之，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法律法规完善程度还远远不够，中投公司要想完全做到专业化、市场化的模式运作，实行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约束激励机制，这些说易行难的事情能否落实是关键。

　　谢国忠因此给出四点建议。他认为，中投公司要成功运作，首要的是，政府必须挑选一位优秀的首席投资官(ChiefInvestmentOfficer)，这位投资官应具有正直的品质和出众的能力。中国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这位首席投资官。人选一旦确定，他就应该被赋予用来组建和管理中投的足够权力。

　　其次，中投公司应该和政府的其他部门绝缘，政府官员应被禁止在投资事项上接近中投公司。

　　第三，中投公司应被赋予有限的权力，应该只被授权决定资产配置，决定股票、债券、地产以及大宗商品等不同资产的投资比例，而在资产类别内选择有价证券的工作则应该外包给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完成。中投公司做的工作应该是设立专门的部门对这些基金经理进行绩效评估。

　　第四，如果中投公司有投资基金的自主权，那必须严格限定基金的规模，投资目的也应事先明确。例如，中国应该把自然资源视为战略资产。当机会出现时，中投公司就应该有自行购买的权力。不过，当事的决策者应该对这些资源的价值有清晰的判断。当价格偏高的时候，他们不应当匆忙作出购买的决策；等到价格走低时，即这些资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时，政府应该支持他们逆市而上。

　　从现在情况来看，这些意见有一定的理想色彩，中投公司能否走好，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但经济学家钟伟指出：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分歧中寻共识将是中投公司今后的运作常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