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人均GDP翻两番是一场承前启后的攻坚战

　　人均GDP翻两番是一场承前启后的攻坚战

　　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十七大

　　刘 伟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GDP计划中首次使用“人均”的概念。

　　经过近29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9.6%，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0.4%，从而使得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社会，超越温饱，进入了初步小康。按汇率法计算到2006年GDP总量达到26400多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达到2010美元，从2003年的世界第132位上升为第129位，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从1978年的不足200美元的赤贫水平，上升为超越当代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900美元左右)。

　　问题在于，战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台湾等，同样也曾有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日本更是曾经保持过29年之久的高速增长，韩国也曾有过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都收获了一个重要的发展结果，即实现了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目标，并同时在发展空间上实现了城市化，在发展机制上实现了市场化。

　　我国则不然，在经过近29年的高速增长后，距离当代新兴工业化和城市化标准尚有很大距离。这一方面是一个“坏”问题，即人们可以据此怀疑我国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发展质量，尽管这中间存在一系列客观因素，如中国人口多，尤其是农业人口多，受教育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二元经济特征典型等等。因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动力和解决的困难更大，所需要的历史时间也更持久。但是，在这一看似“坏”问题的背后，包含着一个“好”问题，既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尚未完成工业化，那么表明我国还能继续高速增长。

　　因为，一个进入工业化加速，进入向重工、重化工阶段转变，但工业化尚未完成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出现长期衰退。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国民经济中的投资需求客观上会持续高涨，对于仍享有巨大人口红利的我国消费需求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上都进入了迅速提升和改变的时期，在开放度和全球化迅速加快的条件下，我国的出口需求增长趋势十分明朗。据初步估算，总需求这三方面(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在中国工业化完成之前，年均在7%-9%之间。不必达到9%的上限，只要达到7.16%的水平，假定其他条件没有负面的大的变化，那么，到第11个五年计划完成，即2010年，我国人均GDP(按不变价计)将比2000年的水平增长1倍，从而使我国人均水平由目前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上升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00年增长4倍，即翻两番，达到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成为全面小康的社会；到2030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就是说，我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目标，若以这种速度持续增长，大体上在2030年实现。

　　如果说2010年实现比2000年人均GDP增长一倍的目标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现实，那么，实现203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关键便在于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即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全面小康的社会。因为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既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目标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又是其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是困难最大、矛盾最为复杂、机遇最为生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是总量扩张速度最为迅猛的时期，一系列与急速扩张相联系的经济总量失衡凸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会更为深刻。

　　就经济条件而言，要把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高，否则，效率若无改变，以我国目前GDP占全球比重5.5%左右，但同时，消耗的石油、电力、铜、铝、钢等分别为世界年消耗量的8%、10%、19%、20%、37%的水平，若人均GDP水平成倍增长至翻两番，那么，别的不说，仅资源条件就无法支持。

　　制度重于技术，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持，而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创新，根本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在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鼓励竞争，以提高效率。但鼓励竞争提高效率面临的重要命题是如何处理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如果片面鼓励竞争势必扩大差距，特别是扩大事实上的差距，差距过大，不仅有损公平目标，也会从根本上损害效率。当然如果片面强调差距缩小，甚至强调平均主义，则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这就需要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在鼓励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使公平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基础。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