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战略应重视“节流”意义

　　１０月２２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应对挑战——构建可持续能源体系》研究报告，提出了２０５０年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

　　概括起来，该战略目标的主旨是，控制化石能源消耗增长，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以确保由化石能源为主向可持续能源为主过渡的目标平稳实现

　　虽然报告也谈及降低单位ＧＤＰ能耗、推广节能技术，以及通过“节流”保障石油天然气供应等“消耗约束型”目标，但整体表达上看，则更强调以“开源”为特征的能源替代战略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面对全球变暖与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任何能源替代设想与模式都是正确的，也是必需的。从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尽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是必由之路。

　　中国地质科学院曾发表报告称，除了煤炭之外，２０年内，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二至五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２０２０年，中国需要进口５亿吨原油和１０００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７０％和５０％。传统能源危机若隐若现，能源替代战略越发迫切。

　　但是，替代战略的正确，不应当掩盖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

　　如果世界各国人均能源消耗均达到美国标准，究竟需要几个地球才可维持人类生存？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也不尽准确。但问题本身昭示的发展理念却没有疑问：无限的发展欲望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得以控制。

　　正因为如此，美国已透过２００３年出台的《能源部能源战略计划》，把提高能源利用率上升到能源安全战略的高度。

　　发展是所有国家的权利，但在惟一的地球上，我们不能奢望所有国家都走美国“先消耗，再控制”之路。

　　况且，对中国而言，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

　　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为３３％，比国外先进水平低１０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３０％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４０％－５０％，小型煤矿只有１０％－１５％；中国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２２．５％，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２１％，水泥综合能耗高４５％，乙烯综合能耗高３１％。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２５％，比日本高２０％，比美国高１０％；中国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约为７８５美元，相当于美国的２８．６％，欧盟的１６．８％，日本的１０．３％。

　　尽管各方面专家相对一致地认为，在中国，技术节能对节能的贡献率仅在三成左右，远低于结构调整节能的贡献率。但对照上面的数据，技术节能仍然可以给我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再说，从区域经济角度或者全球经济角度考虑，结构调整节能伴随的高能耗产业的转移，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善人类能源利用效率。如果那样，至少我们对气候的责任会因为二氧化碳的“二次泄漏”乃至“三次泄漏”而名存实亡。

　　还有，可再生能源究竟是不是拯救人类的法宝，在很多具体领域还存争议。比如：

　　太阳能、地热能大规模市场化应用仍有技术障碍；生物质能的获得成本和能源增益究竟有多大尚无定论，而且还面临“与人争粮”的挑战；风能、海洋能利用受地理条件制约明显；核能发展则要背着军事安全的包袱。

　　至于水能，因其对地质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负面影响，甚至算不算可再生能源都存在不同意见。另据最新研究发现，水电站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要两倍于燃煤电厂。

　　总之，在制定和落实能源发展战略时，应当是开源与节流并重。结合前述报告，在落实能源战略时，不妨更加突出“节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