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完善券商场外衍生交易机制

　　光大证券金融衍生品部陈昉杨剑波

　　尽管金融衍生品可以规避市场利率、汇率等因素波动带来的风险，但金融衍生产品毕竟还只是一个风险转移合同，并不能在市场上真正消除风险，而只是将风险从一方转嫁到另一方而已。因此，鉴于我国场外衍生交易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特别法，引导衍生品有序、配套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交易，其中涉及的一些特殊法律问题，无法由一般法律解决，甚至与一般法律相互冲突。例如，场外交易中通行的终止净额结算与《破产法》第32条规定的清算人别择权及第35条第（四）项之间存在矛盾。而破产法通常被认为是强行法，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约定排除。因此，欧美等国家均通过特别立法，排除破产法上有关抵触条款的适用。再如，场外衍生交易通常需要第三方提供担保，但我国对中资机构对外担保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这无疑阻碍了券商场外衍生交易的开展。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对净额结算、对外担保、交易代理等问题进行规治，此其一。

　　其二，作为一个后发新兴国家，我国可以通过立法引导的方式，稳步发展场外金融衍生交易。英美等国家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根据市场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过程，因此，监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金融实践。而韩国、新加坡等后发新兴国家（或地区）则通过“拿来主义”，借鉴欧美国家在金融衍生交易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走“先立法，后开办”的道路，通过立法引导衍生交易的健康发展，在短时间内建成了高效、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样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中国，自然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先通过研究制定较为完备的交易规则，再进行试点模拟，待成熟后再向全行业推广。

　　最后，我国还应该通过立法，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产品结构。由于缺乏配套制度，产品单一，券商一直无法有效管理交易中的各种风险。因此，在鼓励创新、开放衍生品市场的同时，还应该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从而建立一个以做空机制、股指期货、场内外期权、回购等制度和产品要素为核心的市场。

　　完善交易机制，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场外衍生交易市场是一个由电话和计算机网络组成的市场，交易双方并不见面，只需通过电话或网络就可完成交易。因此，我国要发展衍生品交易市场，首先应开发或引入出一套先进的IT系统，包括交易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

　　其次，应培养中国自己的衍生品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金融业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而通常，外国人很难进入欧美投行衍生品部门担任核心职务，掌握关键技术。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即要求在华开展场外衍生交易的外资券商，其核心部门（包括IT系统）必须实现本地化，特别是工作人员必须由中国当地人士组成。没有实现本地化的外资券商将无法获得场外衍生交易牌照。监管者还可以定期对这些人员进行面试，以考核他们是否掌握了必要的知识与技能。通过这种方法“偷师学艺”，才能真正发展我国的衍生品市场，而不使我国的金融机构沦落为外资投行的赚钱工具。

　　最后，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管理场外金融衍生市场，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机制，优胜劣汰，将不满足要求的券商淘汰出局，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近年来银行业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从2004年开始，商业银行只要取得了衍生业务资格，开展每笔具体业务就无需审批，仅备案即可。如今，结构性产品等衍生业务收入已经成为银行营利的重要部分。银行间的竞争虽然激烈，但行业经营状况整体趋好却是各方喜闻乐见的结果。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与内部风险控制。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历来属于表外业务，除非进行特殊的信息披露，否则监管层将很难获取有关信息，对其进行监管。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衍生交易信息披露必须包括以下四类信息：一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范围及性质信息，包括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条件和情况的信息，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准则等；二是利率风险信息，包括按一定期限分类的金融衍生工具账面金额，实际利率或加权平均利率和市场利率；三是信用风险信息，包括可能的最大损失额，对待抵押品的会计政策和风险集中度等；四是公允信息，包括报告日的公允价值，取得公允价值所用的会计假设等，根据充分披露原则，财务报告中至少应该披露以上信息，企业还可以自愿地披露更多的信息。因此，我国应当建立定期的报告制度，定期披露交易双方的资产负债情况、风险敞口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等情况，以便监管层掌握足够的信息。

　　此外，证券公司内部也应该强化风险控制，尤其是对前台人员操作权限的制约与管理，防止类似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出现。因此，证券公司应健全内部风险评估体系，强化责任承担制度，建立内部制约机制，控制、监督风险决策的执行。

　　英美等国家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根据市场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过程，因此，监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金融实践。而韩国、新加坡等后发新兴国家（或地区）则通过“拿来主义”，借鉴欧美国家在金融衍生交易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走“先立法，后开办”的道路，通过立法引导衍生交易的健康发展，在短时间内建成了高效、有序的市场体系。同样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中国，自然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先通过研究制定较为完备的交易规则，再进行试点模拟，待成熟后再向全行业推广。（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搜狐证券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搜狐证券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