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贸易顺差将长期伴随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4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增长。2006年，全年贸易顺差占GDP之比达到了7%。根据2007年上半年的趋势，该比例在全年可能超过10%。贸易顺差规模的扩大以及贸易顺差占GDP之比的上升，使很多评论者得出了中国经济可能存在较严重失衡的判断，少数研究者甚至将此作为中国经济全部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看法值得商榷。

　　其实，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贸易重组的反映，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全球制造业生产商将其产品的最后加工环节不断向中国转移。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历了以IT技术进步和通讯成本下降为基本内容的新一轮高新科技革命，促使以全球化、跨国外包和供应链重组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垂直化分工进入加速阶段。从理论上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产生有三个前提：商品生产有多个阶段的程序；两个或多个国家专业分工于该商品生产的某些阶段程序（而非整个程序）；至少有一个阶段的程序要跨越国界。换句话说，当一国使用他国生产的中间产品以生产其最终出口产品时，国际范围的垂直化专业分工就发生了。相对于整套工序完全在母国生产而言，通过垂直化分工体系从事生产，具有信息激励优势和可变成本大幅度降低的优势。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垂直化分工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逐年提高。

　　然而，贸易分工的重组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之国家的影响各异。总体说来，诸如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其所受影响较小，且影响产生作用的时滞较长；而亚洲、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则很快就在新的分工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受全球劳动分工重组的影响甚大，而且，几乎没有时滞便传递到了其经济体的各个部分。

　　作为一个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赶上了全球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国内几乎无限制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各类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生产链加工装配和其它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理想生产场所。加入世贸组织后，各方面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继续增强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并促使它们将生产链的最后环节向中国转移，加工完成的制成品又被大规模投放到国际市场上。由于制成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包含工资、租金、利润和其它在中国发生的增值，制成品的价格必然高于进口零配件、半成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根据现有的贸易核算方法，这中间的差价构成了中国的贸易顺差。

　　总而言之，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并造成全球分工格局的重组。然而，全球比较优势格局的重组以及由其引发的各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调在各国内部表现得有快有慢。大体说来，劳动成本密集型的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外包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发达国家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往往要滞后一段时间。由此，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自然就有扩大之势。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经指出，收入增长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投资、技术和实用知识的应用以及高生产率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最后一点在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非常重要，因为将过剩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对中国来说，将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全球生产链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上，显然是最好的提高生产率的途径。一方面，这使得中国劳动力能与全球范围的投资、技术和管理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工人创造了最好的学习机会，使中国可以快速地积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积累又有助于吸收更多的全球制造商投资中国，形成有助于推动工业化的良性循环。

　　将多达1-2亿的过剩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而这一转移只有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来完成这一转移，因为依靠国内市场来进行这种转移，需要大量的国内投资，但国内投资增长率之高已经令人担忧。通过把劳动力转向加工制造业，然后出口这些包含有劳动力价值的产品，中国事实上是间接地向国际市场出售劳动力。通过在全球生产中专注于生产线的最后装配环节，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这是我国成功配置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鉴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有着巨大的规模，中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问内，恐怕还须进一步扩展在全球生产链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的市场份额。这意味着，贸易顺差将长期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

　　总之，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将是基本主题。要实现这两“化”，必然要求长期且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需要有吸收劳动力的源泉。就国内而言，这需要我们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创造吸收这些劳动力的条件；就国际而言，则需要通过对外贸易的途径间接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如果这一分析有理，那么，对长期的贸易顺差说三道四便是没有道理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