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0月31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至4．50％，以应对信贷危机及其影响。降息虽有助于美国规避经济衰退风险，但打压了美元汇率。1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创下汇改以来新高，首次突破7．46关口。
10月31日纽约汇市欧元对美元比价创历史新高，加拿大元对美元比价50年来首次突破1比1．06。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曾表示，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还看不到中美息差缩小太大的影响。然而美联储再次打开降息通道，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外部流动性急增，还是增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历史之鉴
回顾历史，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美国经常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维护其国内利益。
“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很强的相似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博士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在多个领域对美出口猛增，对美贸易盈余不断膨胀，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大量向日本转移生产线。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有效限制出口、刺激内需，无法削减对美贸易盈余。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订，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5国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但美元下跌对美国经济几乎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却迫使日本当局降低利率、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减弱，出口严重受挫，资本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如今，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主要来自美国。“但中国的抗风险能力比当时的日本弱。并且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产业升级等问题，并且具备很好的自主创新能力。”刘煜辉说。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日本银行业的发展也比较完善，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日元是当时的第二大主导货币。”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对记者说。
认真对待美元贬值
“近些年，美国通过美元战略性贬值、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平稳地度过了经济调整期。同时，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稀释，使得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日趋沉重。”刘煜辉说，在目前美国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局面下，美国放任美元贬值，转嫁了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由于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导致要素市场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资本涌入中国。”刘煜辉提醒。
谭雅铃认为，美元贬值使美国获得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利益，而中国成为过剩流动性的投机目标之一，由此造成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错配效应。
一方面是各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是纵容弱势美元。在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从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中获益，将不断地调整其全球经济战略、货币政策，同时通过市场价格炒作达到某种战略目的。
应对之本
“中国如何应对美元贬值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可以有效传导到外部，影响全球经济，进而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刘煜辉说。
刘煜辉说，中国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收入分配体系调整。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方面，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推动中国要素资源及制成品价格调整。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通过国际贸易传导到美国，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美国的货币政策相应调整。同时，中国的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小。
金融竞争的胜出之策
“综合而言，美国应对全球的是流动性吸收和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应对欧洲的是货币分割和瓜分，美国应对我国的是投资信心和信誉。”谭雅玲说。
她认为，贸易顺差不等于外贸利润，外汇储备规模不等于外汇实力。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实力与规模与主要发达国家有差别，金融效率与战略更难以竞争和对比，美国对我国的竞争是信心心理的竞争，完全超出实力与规模的基础，不对等、不匹配十分突出。我国的信誉信用度在不断提高，负责任大国形象是一种重要的信用资源和支持平台。从成熟市场经济体经历和经过的路径看，我国当前阶段的可能风险美国十分清楚，进而采取有针对性要求开放，有针对性价格炒作，有针对性的战略策略运用。
谭雅玲提醒，目前需要关注我国机构投资海外进展顺利中收益受损。虽然市场规律有得有失是正常的，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金融开放经济体面临如此连续的波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成熟市场经济大国的战略“阴谋”和策略“设计”。
“目前最紧迫的是，中国机构在投资海外时，要设定不同时期不同的战略，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收益目标。”谭雅玲说。
(责任编辑：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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