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规划新手笔：背后推手依旧是土地增值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慕马大案”之后，表面看来，沈阳的城市空间规划为之一变；但在规划的背后，依旧是土地增值这一不变的推手

　　记者/杨中旭

　　2007年8月21日午后，沈阳南郊的浑南大市场二号厅之外，一辆沈阳通顺驾校的教练车缓缓倒进两个竹竿之间，停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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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从副驾驶位置上探出头，对不远处的记者说:您能否把车停到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学员技术还不行，别剐到了您的车。

　　仅仅一个二号厅的体积，就足有一座体育场般大小。转到这座巨型建筑的另一面，则是另一家驾校的领地。两块领地中间的背光处，8名当地的退休工人，每人自带板凳，聚在一起乘凉。距离他们不过七八米之遥的二号厅里面几近空空如也。老工人说，头些年间，有人开着卡车、断断续续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比如一些照明设备。

　　拥有5个巨型大厅的浑南大市场已经荒废了8年。设计者当初的设想是，将浑南大市场建设成为麦德龙式的超级批发市场。尽管它已经无力再次启动，但是，由于地价上涨，政府开始拥有偿还原有失败投资的能力。今年春天，沈阳市政府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浑南大市场清算小组，失地农民和受损的商户看到了清偿的希望。而浑南大市场当年的建设费用，达到了23亿人民币。

　　在失地农民和受损商户看来，浑南大市场的命运，与当年因为腐败下台的前市长慕绥新有着直接的关联。浑南大开发、将浑河变为沈阳的内河正是慕绥新提出并大力施行的政策。随着慕的下台、新领导人的上任，沈阳市规划开发的重点也也转向了沈北。沈阳东南西北“四大空间”中，浑南不再是重中之重。

　　农地

　　8月22日一大早，沈阳市南郊苏家屯区城郊乡七家屯村的8名村民就赶到苏家屯区委、区政府信访办，与两名副区长在内的6名政府官员对话。区政府承诺，分期将征地补偿款补足，争取在年底之前结清。

　　就在几位区领导对失地农民做出承诺之前，本刊记者要求旁听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对话，遭到政府拒绝。

　　曾经担任过生产队大队长的74岁村民鲍玉坤表示，由于已经传出了市政府成立清算小组的利好消息，七家屯村民收回失地款项的信心略有增强，但是，考虑到过去10年间的坎坷“催债”经历，除非补偿款彻底到位，否则村民仍然无法完全放心。

　　村民们回忆，在1997年年初，区乡两级政府多次来村里召开村代表会，研究占地、建立中国浑河交易大市场一事，政府开出的条件是村民可以用土地入股，这让一些村民很是欣喜：将来咱们村可以分红了。

　　但是，包括鲍玉坤在内的村民党员代表拒绝了政府的要求，坚持一次性买断。双方还在争论之中的时候，政府已经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于当年3月15日以城郊乡政府实业总公司(法人代表为城郊乡时任党委书记)的名义与沈阳万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协议中规定：甲方(城郊乡政府实业总公司)负责中国浑河商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立项审批、1.85平方公里的土地规划使用、登记注册等手续的合法……乙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于1998年10月1日前完成一期工程，并交付使用。具体包括大型仓储式交易市场一座、综合办公楼一座、仓储式超级百货商场、部分仓储设施和动力中心及与一期工程相配套的其他附属设施。同时保证履行二、三、四期工程规划的建设时间和进度。

　　其后两年半间，浑南市场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失地农民补偿款却一直没有到位。

　　在被征地的3个村子中，七家屯失地最多，达到1429亩。按照当时政府与村民的约定，每亩补偿105300元，总计款项达1.5亿余元。“去找乡里，乡里没钱；去找区里，区里协调了一下，先给了我们每人每年280元的口粮钱，一共补了两年。”村民胡秋玲回忆说。

　　无奈的村民开始去市政府上访，站岗的武警没有放行，并劝说村民们不要急。胡秋玲当场哭着说：“小伙子，每年只给你280块钱饭钱，还要因为各项统筹扣掉140块，你能活不？”

　　在市政府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村民们自发集资，派出代表到北京上访，第一站就是国土资源部。在中央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责任递解到基层。一连几年，区乡两级政府的调查组几度进驻七家屯村，但直到2003年才按照每人34800元的标准做出了部分补偿。

　　按照七家屯村1300余人计算，政府在2003年的补偿总额约为4500万元，尚不足征地总款项的三分之一。

　　在漫长的上访期间，村民们只好外出打工、院落养禽以求自保。村民樊宗义说，除了这两项微薄收入，主要靠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寄钱养家。

　　十余年间，村民们在上访之余，未曾想过用起诉等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权益，更多的村民只是将这期间的坎坷归结为前任市长慕绥新的倒台。“浑南市场可是慕绥新的头号工程啊”，樊宗义说，“他一下去，浑南也就不吃香了，沈北反而受重视了。”

　　市场

　　和村民们抱有相同想法的，还包括当初购买浑南市场摊位的众多商户，陈辉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年初，31岁的陈辉下岗。她拿着2.2万元的工龄买断资金，入股婆婆在沈阳市大东区小东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摊位，做起了文具生意。两年之后，年事已高的婆婆退出了经营，陈辉开始成为小老板，那两年生意好，每年能够有10万进项，这对陈辉一家三口来说，已经是“很满足的生活”。

　　就在陈辉成为老板的同时，政府也开始集中火力，通过报纸、电视、电台对浑南大市场以及浑南开发的里程碑意义展开地毯式、轰炸式宣传。当地一家报纸曾经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长篇通讯，为浑南市场大唱赞歌。

　　在陈辉的记忆中，一位自称是沈阳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女干部对她后来的“投资”行为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那位女干部连续多日在小东市场对各家商户做工作，并声称，如果商户反悔，可以全额退款。

　　不仅在小东，沈阳另外3个著名的商品交易市场——五爱服装市场、南二小食品批发市场和南塔鞋城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宣传火力。商户们回忆，在1999年夏秋之交，每天都有免费班车供商户们前往十余公里外的浑南市场“考察”。为了保证商户们出行方便，政府还特地开通了两条公交线路。一时间，浑南市场大热，一些数万元的摊位价格可以被炒得翻倍上涨。

　　陈辉掏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一笔利息很高的民间借贷，总计人民币8万余元，购买了浑南市场A厅的一个摊位。只是，陈辉一直没有盼到A厅开业的那一天。

　　小东市场的商户们联合起来去市政府上访，被告知：这是自主商业投资行为，商户们应该自行承担责任。8年之后的8月23日，苏家屯区发改局局长吴旭日亦对本刊表示了相同看法。

　　面对债主的压力，别无选择的陈辉只好卖掉自己在小东市场的摊位还债，并开始给一家门脸较大的文具商打工。时至今日，陈辉一家三口仍然住在附近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对从老板到打工仔的落差，陈辉却笑呵呵地没有叫苦：“我本来就无权无势，有了这种遭遇，如果心态不平衡，就没法活了！”她19岁的儿子也安慰她：“妈妈，千金散去还复来，将来我养活你！”

　　相对于陈辉所在的A厅一天也没有开业，林志彬所在的B厅好歹还开业了几天。这位南二小食品批发市场的商户表示，当时正值初冬，商户们都还没有车，每天挤公车去浑南市场上班，手里还要拎着许多商品，加上市场内没有暖气，“遭足了罪”。

　　南二市场由于与沈阳火车站毗邻，交通极其便利，记者采访的诸多商户之中，没有一个人承认当时是主动搬迁的。但当地工商局早已贴出公告，南二市场不日关闭，商户们只有南迁一途。

　　“我们在那边做了没有一个星期，没有客流，实在做不下去了。听说南二市场又开门了，大伙儿连夜打包商品全回来了。”林志彬的姐姐说。一个曾经从事小食品批发生意的商户后来成为大伙儿的谈资，她在那天上午8点钟正式开始在浑南的经营，9点钟就随着大伙儿往回搬……

　　陈辉现在的老板王忠梅向本刊提供的一份“中国浑河商品交易市场物业管理合同”上，清楚地印有“乙方(王忠梅)拥有该经营单元(A11—26)50年的使用权”的字样。她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解释，政府组织不力，责任为什么要由商户自行承担？

　　万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一位原高管对本刊承认，政府原来的说法站不住脚，“如果政府很好地组织好了市场的运作，商户理应承担全部责任；问题是，政府那边没有组织好，导致市场根本无法运行，政府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他的个人意见是，政府应该全额补偿商户的“投资款”。

　　作为市政府清算小组中苏家屯区的惟一代表，苏家屯区发改局局长吴旭日对本刊表示，具体到补偿的数额，还需要政府与商户协商确定。

　　据本刊了解，目前市政府清算小组倾向于对商户全额补偿。几大市场的大商户所具备的能量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政斗

　　8月22日上午，在记者要求旁听村民与政府的对话遭拒后，苏家屯区的两位副区长表示，浑南市场的采访可以安排在下午进行，“很多区里的领导都可以向你介绍情况”。

　　但是，当记者下午再次赶到苏家屯区政府时，从吴旭日口中却传来了市政府清算小组拒绝采访的消息。苏家屯区副区长杨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余年来，政府从未就浑南市场接受过媒体采访。

　　一位知情人士后来告诉本刊，浑南市场以及慕绥新主导的浑南大开发，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大的阻力，政治上的争斗直接影响了浑南大市场的命运。如今诸多官员不肯接受采访，实际上就是对那段历史讳莫如深。

　　与慕绥新展开政治争斗的，是时任沈阳市委书记的张国光(1998年升任辽宁省长，后转任湖北省长，因在沈阳的腐败获刑11年)。具体到浑南开发上，则体现为张士市场与浑南市场的“竞争”。

　　据南二小食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回忆，就在浑南市场招商的同时，沈阳市铁西区张士开发区市场也来到南二市场招商。张士虽然地理位置偏西，远远不及南二的黄金地段，但张士市场毕竟处在市区内，部分商户也因此选择了转战张士。

　　知情人士透露，张士市场当时的举动，受到了“慕马大案”的另一主角马向东(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获死刑)的支持，而马向东正是张国光的马前卒。

　　用商户们的话来说，十余年后，历史已证明，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南二也好，小东也好，五爱也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绝不是政府的行政力量所能扭转的。而行政力量主导的，缺少交通、配套服务等相关设施的浑南市场败局，则是对这一结论的反证。

　　“空间”

　　在后张国光和慕绥新时代，沈阳的城市规划思路亦为之一变：浑南大开发不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反，“四大空间”“金廊银带”“森林城市”成为沈阳市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如今，浑南只是“四大空间”之一，铁西、辉山、沈北占据了其他三个座席。

　　据当地媒体报道，去年年底沈北新区成立之时，沈阳市委常委、沈北新区党委书记王世伟曾意气风发地表示：10年再造一个“生态沈阳城”。沈北新区的发展方向被定格在高新农业上，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沈阳周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供舞台。

　　本刊采访的数位区域规划专家均表示，以沈北新区10万人口，10年再造一个沈阳城，目标定得如此之高，恐怕难以完成。

　　采访期间，两位知情人士道出了政府开发“四大空间”的真正用意：土地。这一思路，实际上与当初开发浑南并无区别，行政手段仍是主导力量；不同的是，空间由南向北，继而四面开花。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15年，政府的权力范围越来越小，”知情人士说，“地方政府目前可以调控的核心资源主要是土地，只有土地才能带来项目，才能带来GDP的高速增长”。

　　据本刊了解，在上一个年度，沈北新区从中央获得的土地指标只有区区4平方公里。8月下旬，记者在规划部门采访时，农业部门找到规划部门，指出规划稍稍侵占了基本农田。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当场表示很为难，“因为上边已经批过了”。稍后，他对本刊直言，这是不得已的下策。

　　实际上，沈北新区的人口容量只在10万到20万之间，但沈北新区领导曾经表示，要将新区建设成为超百万人口的绿色和谐城市。

　　知情人士说，每增加一个常住人口，沈北新区即可增加81平方米的土地指标，这才是超百万人口背后的利益推手。而发展房地产，迅速回笼资金，让土地出让金这一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做大做强，不仅仅是沈北新区，也是全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原所长陆大道在今年年初的一番话可以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做出佐证。他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有148个城市规划定位为“国际性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