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论坛副理事长朱利主持大会讨论六

　　朱利(朱利新闻,朱利说吧)：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都结束了，现在开始讨论和提问的时间。

　　嘉宾：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更具体知道一下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状况，你们大家有时候参与了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您觉得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最积极的一面是什么，私募股权发展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问一下吴晓灵(吴晓灵新闻,吴晓灵说吧)副行长，您觉得私募股权基金，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又是什么？

　　德怀特.安德森：最大的吸引力，无疑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会有更多能干的专业队伍将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他们有更强的专业管理技能，同时中国也是一个能够进行大量投资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很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能保证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投资。

所以最近一家韩国公司他的投资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投向这笔资金，无疑能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生产率，而且能够创造更多的公司价值。长期来看，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可能在十几年以后，在他们明确了税法或者所有制法、企业法以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投资方向和目标。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很难的问题，使我们感到很沮丧的问题。这就是标准出入的问题。

　　吴晓灵：谢谢您的提问。我想中国对于私募股权基金最大的吸引力，我同意安德鲁先生讲的，是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它的价值有待于我们去挖掘和提升，中国在世界上应该说是一个成长性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当然还有印度、俄罗斯等等，这是最大的吸引力。在中国发展股权基金，我认为有几个障碍。

　　一个由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太大了，因而中国政府对于外资的股权基金的直接流入现在限制在逐渐加大。第二，也是国际上保护主义的抬头，也让中国的很多人也想到了我该保护我自己，因而在外资投资领域方面，现在的限制是在增多的。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是应该加强和控制的，但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对于不该增加的控制，也加大了难度。就像刚才彼得先生所说的，认为中国现在在哪些方面可以准入，怎么样来限制，程序不是非常地透明和清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外汇流入的压力，也为了减少对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担心，发展人民币资金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在中国发展股权基金缺的是管理的技术，我们欢迎外资的股权基金，把你的技术带到中国来，充分利用人民币市场来做。

　　第二个障碍，在发展人民币基金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对股权基金的发展有影响，在国外特别在西方的文化下，我可以把我的钱交给一个信任的基金管理公司全全处理，但是中国的文化往往对别人不太信任，为什么我要把我的钱交给你全全处理，这里缺乏足够的信任度，因而在中国要想筹集人民币的股权基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而很多的人就把这个眼光投向了机构，特别是投向了金融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介入到私募基金当中来，也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比如杠杆率的问题，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在外资股权基金不太鼓励，在发展人民币股权基金的时候，又有一个文化上的理念冲突和障碍。

　　彼得.沃伯瑞兹：让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是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最好的市场，另外一方面可以把我们进行交易很好的专家经验介绍到中国来，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个市场充满信心，我们愿意把资金提供到中国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有一个让人比较失望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市场，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太快了，我们必须在融入市场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有的时候我们准备时间过长，只是等待时机，往往在等待时机过程中，我们浪费了很多机会，这是今后要注意，处理的一个方面。

　　提问：问一下美国奥斯普瑞基金创始人德怀特.安德森先生一个问题，刚才在演讲里，有一个观点说私募基金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规模是不太重要的，我就有一个问题问您，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什么样的私募基金的质量是好的，你们是怎么样去判断好与不好的？

　　德怀特.安德森：如何来评价一个私募基金公司的质量，如果看一眼你的私募基金，比如雇一个保姆，雇一个教师，肯定在之前要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有一些他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做出投资决定的时候，你们必须来看一看你们投资的对象是怎么样的。首先对于这个投资对象的记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解。我刚刚提到了Roba公司，他是Roba家族的公司，他们投资了很多研发，在硬件设施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但是在经营过程中，你应该对于投资对象做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看看能不能通过对这个公司的投资，使得你的投资得到相应的回报。在此之外，你应该在管理层面雇佣一个非常有资质的管理部门，同时你们在全球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注重一点是管理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过程中，管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提问：向吴行长提一个问题。吴行长我非常赞同您刚才对私募基金的见解，尤其对私募基金协调政策和监管以及税收、工商管理制度改革的见解，但是我认为现在仅靠部门之间的主动配合来积极主动地出台调整政策，好像难度比较大，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给予一些支持，比如说应该从法律法规的层面给予支持。我们现在有一个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个法应该说已经过时了，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状况了，我有一个朋友甚至把这个法称作恶法，是不是应该出台投资基金法，把证券投资基金相关内容，管理办法，修订之后，纳入投资基金法，我的问题就是您觉得现在出台这样的法律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了？

　　吴晓灵：首先我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法还是一部好法，它规范的是以公募的方式设立的投资于证券的基金，这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私募基金，无论是私募的证券基金，还是私募的股权基金，都是在法律豁免条款下生存的基金，因而不可能对它进行立法。只能够说，你把面对公众的基金，你怎么样规范好了，只要它的范围比较小，它所面对的是能够有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的投资者，他就可以在法律豁免的条款下去进行生存，因而我个人认为，界定合格的投资人，还有界定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是私募基金得以生存的重要的条件。现在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都已经把非公众公司界限已经界定清楚了，就是50个人、200个人。现在缺的就是对合格的投资人应该做一个统一的界定，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如果说难也难，要说容易也容易，中国的事情，我一直说过，只要认识统一了，做起来不是太难。这是在法律上要积极发展的话，一个是界定合格的投资者，还有一个就是要松绑，对金融机构在私募基金方面的投资。这个证券、保险、信托都可以，唯独只有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怎么样投资私募基金，监管当局有一个认识，从刚才讲过的四个方面对它做一个界定就可以了。在中国发展私募基金，我认为条件基本上是很好的，基础条件已经有了，但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监管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只要大家更多地去讨论，通过公开地讨论，统一认识之后，这些事情能够推动。我们的私募股权基金真正拿到桌面上来，公开地讨论，还是2006年10月合伙企业法通过之后，才把私募基金完全浮出水面来讨论，刚刚一年的时间。以后随着讨论的增多，认识统一了以后，刚才讲的那几个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

　　朱利：感谢大家的提问，本场讨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