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处罚：要权力更要细则

　　　日前，北京城管处罚权首次以政府规章形式得以明晰。在即将实施的《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环境卫生、无照经营等14类行政处罚权统归城管执行，而“城管不得自行收缴罚款、被扣押财物需保护”等成为关注的中心。

　　罚以规矩，确是进步无疑，但“自行收缴”能否就此绝迹？而城管人员不得“自行处理”的，又是否仅是罚款而已？

　　先说罚款。虽然媒体将“城管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用做大标题，但细读可知，该《办法》说的是“除依法可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外罚缴分离”，而据《行政处罚法》第47条，罚款20元以下或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也就是说“自行收缴”在实际操作中绕不过去。即是无法规避，那罚款20元以下必须开票与“当场不收不行”如何界定才更为要紧。

　　抛开罚款不计，常见的财物扣押问题在《办法》中依旧保持了“自行”。虽然规定“被扣押财物不得使用或损毁”，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扣押，对什么财物可以扣押，对娇气的物品如水果怎么保存，对零零碎碎的小商品如何登记，何时返还回财物、是否需要另缴罚金等并未说清。

　　在近日广东的一场争论中，有专家抨击“家政公司不和保姆签合同，保姆作为劳动者至今未列入新劳动法保障范畴”。然而保姆的情况并不特殊，从流动商贩到农民工再到临时工，有大量劳动者处在“合同之外，劳动之中”。如果说保姆是有身份（家政服务员）没名分（劳动服务合同），那流动商贩就是彻底的“黑户”，面对的是清理而不是管理，而以罚代管、连追带撵并未使路边摊的“脏乱差”得以改观。

　　合同是需要成本的，在卖方市场的前提下，赢得一纸合同需要实力、需要机遇。总有一些选择不多的人需要中转地，让他们在无法受到合同保护时，依然有机会、有合法途径自食其力。先对劳动加以肯定，再对细节加以管理，社会底层才有谋生的能力。

　　对于流动商贩这样典型的合同外劳动者来说，要将合法性伤害降到最低，就要在与其休戚相关的《办法》中明确细则，而不是权力。

　　在去年冬天对无证摊主用化工桶烤红薯的清理中，有媒体以“北京有没有一块合法烤红薯”为题进行讨论。我相信，实现一块名正言顺的烤红薯并不难，但那些想卖烤红薯为生的人能不能挺直腰杆？如果花钱买来的烤炉和捡来的化工桶同样面临一次次罚没，他们会如何选择？如果仿效上海与重庆，结束路边摊封杀而允许他们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免税或低税经营，定期卫生检查，他们又会怎样？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合理渠道得到帮助、通过合法渠道劳动谋生。我们不愿看到接受救济者感激涕零，更不愿看到勤扒苦作者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