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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沉重

  湘江的重金属污染能否真正走向终结?湖南乃至中国距离告别这场危机到底还有多远?

  年仅六岁,刘冰清的世界也许已经被永久改变了。

  她几乎每天都沉迷在瞌睡中,没有食欲;勉强吃点东西,也经常会呕吐出来。

仅仅大她两岁的姐姐刘冰洁,可以在院子里与伙伴一起跳绳,可以在小学二年级的课堂上念书,而这是她根本不敢奢望的。

  在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新马村,这个1800多人的村庄,很多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转折。

  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

  由于怀疑这些异常缘于水污染,村民向株洲市政府两次请愿,要求安排集体体检。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Cd)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

  中毒最为严重的刘冰清姐妹俩,被查出尿镉严重超标,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半年之后,中毒程度较轻的姐姐逐渐恢复了健康,妹妹至今还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而新马村,也只是整个湘江流域面临的污染危局的一个缩影。

  湘江,这条贯穿了大半个湖南、曾孕育出灿烂文明和无数传奇的河流,或许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目前,湘江流域的八个市,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并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由北京市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根据各省环保部门公开数据所进行的排名显示,湖南省污水中汞、镉、六价铬、铅这几种重金属的排放量都位居全国首位;砷名列甘肃省之后的次席。该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在湖南省的各大水系中,又以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

  所谓重金属,一般是指原子质量数大约在63到200之间的金属元素。截至目前,被确认为重金属的有50多种,其中被公认为具有生物毒性的,就有17种之多。砷、镉、铬、汞、铜、铅、锌等,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农业污染源。

  很多重金属元素,比如锌,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存在和健康都至关重要。然而,一旦重金属在自然环境中过度积累,就会导致土壤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乃至空气污染。这种污染不仅会造成一些水生生物的灭绝,更会通过在食物链中的不断积累,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都显示,一旦重金属摄入过量,不仅会引发胃病、恶心、呕吐、腹泻等,同时也会引发血液、肺、肾、脑、胰腺以及骨骼等综合性疾病。此外,它还可能使得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直至死亡。尤其是儿童以及未出生的婴儿,受到的伤害就更大。

  清水塘噩梦

  在新马村,《财经》记者看到,村里一条小街道上,仅有的三家蔬菜店以及五家餐馆,无一例外都打着醒目的招牌——菜从市区购买。

  镉污染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要求村民不要再种稻谷,因为水、土壤都已经被污染。种出的青菜,自己不敢吃,挑到市场廉价卖给别人,换来的钱再到市区的集市买米买菜。

  吃水也是个问题。2006年,村民曾获得了为期三个月免费水供应。后来免费水没了,村里的屠户郭跃湘每天开一台自己组装的水车到市区取水,回村后再以1 元钱一担的价格卖给村民。

  新马村所在的马家河镇,也处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中。这个镇原来每年都出产大量粮食、蔬菜、禽、肉,不仅卖到周边县市,还远销到广东省。其中,马家河黑山羊肉更曾一度是长沙、株洲以及湘潭各饭店的名菜,但在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早已经被冷落。

  其实,新马村村民并不了解镉这种蓝白色、具有延展性的重金属元素是如何像幽灵摧残人的身体的。对于他们而言,最直接的噩梦,来自村旁一家名为株洲龙腾实业有限公司的摩托车配件厂。

  事发后,村民进入龙腾实业有限公司查看,发现院子里的一口废井里满是工业废水,后检验出富含镉、铅。千余村民聚集并捣毁了配件厂的设备,“龙腾实业有限公司”的招牌也被人用毛笔改写为“龙腾实业有害公司”。

  在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和株洲市环保局看来,龙腾实业对地下水的污染,也许只是直接诱因之一。更大的阴影来自隔湘江相望的清水塘工业区。这里长年累月排放的镉等重金属,早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周边乡镇,当然也包括新马村的地下水中。

  作为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重工业区,清水塘工业区也是湖南省历史最为悠久的化工园区。目前,园区内共有70余家工业企业,以冶金、化工、建材等企业为主。这些大中型冶炼企业多为粗放型企业,废水废渣废气排放量均比较大,仅在生产过程中涉及镉这种具有生物毒性的重金属的就上十家。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周可仁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到今天,清水塘园区企业所产生的废水,仍然有相当部分直接排进湘江。这一GDP仅占全市30%的区域,每年向湘江排放污水高达5000多万吨,占到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的七成以上;排放汞、砷、镉、铅等有毒重金属,更是占到全市的九成以上。

  据《财经》记者了解,以全国最大的铅锌冶炼企业——位于清水塘的株洲冶炼厂为例,其污水处理依旧沿用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灰中和传统工艺。即便如此,其污水处理率也仅为40%,其余的60%都直接排入湘江。

  在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株洲冶炼厂投入上亿元进行排污改造,与湖南大学联合进行了《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深度处理与回用》课题研究。在对废水中的重金属进行深度处理后,不仅有望达到饮用水源标准,同时由于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年废水排放量有望从900多万吨减少至几十万吨。据悉,该设备目前已经进行了中试,即将开始生产应用。

  然而,由于该区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以及高污染产业的淘汰置换都需要时间,污染状况能否短期内得以改善,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资源之“累”

  就在马家河镇新马村镉污染事件发生一个月前,2006年初,湖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曾专门对湘江重金属污染情况进行过调研。结论是,凡湘江河段靠近重要厂矿的区域,重金属污染都很严重。

  这份调研报告还特地指出,“株洲市马家河镇等个别地方,陷入了‘有土不能挖,有田不能耕,有水不能喝’的境地”。

  湖南作为享誉世界的“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已有上百年历史。但真正的勃兴,则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化工产业和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有色金属开始在许多工业部门发挥重要作用。

  重金属在国民经济中有广泛的应用。以汞为例,在荧光灯、温度计、PVC塑料、电池、化学试剂、汽车、电路开关、金矿开采、制革、彩色印刷、玩具甚至烟花生产中,都能找到其身影。目前,湖南省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都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铅、锌、锑系列产品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然而,作为矿业大省的湖南同时又是矿业采冶技术的“洼地”。全省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更是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所回收的共生或者伴生金属很多都是重金属,尚不足应当回收量的三分之一。

  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伴生矿被当作废矿渣遗弃、当作废水随意排放,直接导致重金属污染几乎遍布三湘大地。比如在利用闪锌矿提炼锌,或者硫化矿提炼铅和铜的过程中,都会产生镉。一旦处理不当,其进入水体和土壤,就会留下长期的隐患。

  位于湖南南部郴州市的陶家河属于湘江二级支流,也是湘江水系密集的毛细血管之一的河流,就见证着这段历史。

  2007月10月,《财经》记者来到郴州市嘉禾县龙潭镇马家坪村时,50岁的胡细苟老人把记者带到陶家河畔一片宽阔的沙洲前。

  “这就是我的庄稼地。”他解释说,去年夏天一场大雨过后,河水挟裹来的泥沙,把这里变成了一片沙洲。胡细苟拿锄头刨了一下,沙子足有两尺多深,只有一根去年种植的干枯苞谷杆还在顽强地伸出沙地。

  除了粮食绝收,让这位老人感觉到痛苦的,还有这片土地里看不见的“重金属幽灵”。

  200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马家坪村土壤中镉的含量平均超标127.3倍,铅超标6.2倍,砷超标1.1倍。

  据村民反映,马家坪村1000多人,2004年至今,50岁以上人群中已有七例患癌症死亡。

  夏天,孩子们依旧沿袭着世代流传的习惯,在灰白的河水里游泳戏水,甚至踩着泥沙潜水。但原本清澈的河中,再也没有了鱼的影子,有时河水甚至变成了灰黑色。人手脚身体沾了河水会发痒,并且起红疹子。

  这一切的源头,要沿着陶家河向上,追溯到距离马家坪大约25公里的湖南省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

  从三十六湾出发,一直到20余公里以下的黄沙寺大坝,奔涌的河水都是灰色的,两岸的土壤也是灰色的,那是因为土地中已经沉积了太多富含镉、铅、锌等重金属灰色矿渣。

  临武县所在的湘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核心地段,富含铅、锌、钼、锡、铍矿,在地质界有“江南聚宝盆”之称,而三十六湾又被称为“聚宝盆中的聚宝盆”。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飙升,这里催生了无数小规模的采矿和冶炼企业。高峰时期,弹丸之地聚集了上百家矿、六七十家洗矿点,六七万人在此日夜“淘金”。

  《财经》记者在因为整顿已经暂时停产的三十六湾矿区看到,山体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疮痍,一道道尾砂坝横陈在道路两边崎岖的山间;一个矿洞、几张矿车皮、几个树枝杂物,加上塑料搭建的破烂工棚,就能开矿;几台磨砂机、搅拌机,外加一根水管,就是一家洗矿场。富含重金属的尾砂,随着洗矿水几乎没有遮拦地流入了陶家河上游。

  覆水难收

  坊间传闻,三十六湾的矿山造就的富翁当在千名以上;由此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则祸及其下游嘉禾县、桂阳县千家万户。

  嘉禾县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嘉禾县一地,沿陶家河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到7968亩;其中石坡头等五个行政村,耕地重金属超标更是达到了77.9%。沿河有8万多人的饮用水安全,面临重度污染的威胁。

  《陶家河流域重金属污染初步调查报告》的作者、中科院地球化学所教授冯新斌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采矿所创造的财富,将远不及污染所带来的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临武县香花岭矿田(三十六湾)多年的矿业活动,已向流经该区的陶家河排放了超过1亿立方米的选矿尾砂,对其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河道沉积物中镉、铜、铅、锌的平均含量,分别超过长江水系沉积物平均水平180倍、12倍、75倍以及15倍。

  原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程不吾告诉《财经》记者,在整个湘江水系,像三十六湾这样重金属污染泛滥的采矿区远不止一处。四处开花的采冶矿,正在无情地污蚀着湘江的“毛细血管”。

  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不对这些污染物进行积极清理,完全依赖自然降解,或许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

  1985年,郴州东部的一个铅锌尾矿曾经发生垮塌,导致沿东江两岸、宽约400米的区域被15公分厚的黑色淤泥覆盖。

  2004年7月,美国《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一事件造成的长期后果进行了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在经过整整17年后,被矿渣覆盖的区域,砷依旧超标24倍,镉也超标13倍。而在这种地里种植出来的红薯中,镉和铅也分别超标6.6和8.5倍。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为这种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做好准备,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制度上。

  据《财经》记者了解,陶家河沿河的村民们从2003年就开始上访;直到2006年,经由郴州市政府出面调解,上游矿主才为其中的11个村各打了一口水井,并额外补偿每个村民80元钱。同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害相比,这种补偿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在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周可仁看来,包括新马村在内的清水塘周边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清水塘地区污染,涉及石峰区和天元区的清水乡、荷花乡、马家河镇等多个乡镇,常住人口近10万人。由于污染物已经多年累积,不管是水质还是土壤,重金属含量都超标严重。类似新马村镉中毒这样的事故,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

  要彻底解决清水塘问题,除了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尽快达标排放,还必须对已经污染的环境治理,包括土地进行修复等。更重要是,周对《财经》记者强调,核心污染区内的上万人必须予以搬迁。而这一切,或许需要成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投入。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在日本导致水俣病的重金属化合物甲基汞一样,镉中毒也是一个慢性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会导致胃痛、呕吐甚至胃坏死。此外,还会导致肾脏损害,并且与一些癌症的发生也有关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研究表明,镉主要富集在人体的肾脏和肝脏内;尤其是肾脏,人体摄入的镉,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会积聚到这里。

  镉在人的肾脏中的半衰期(浓度下降到原来的一半)一般长则40年,短也有10年的时间。因此,要把它从体内彻底清除出来,从医学上来说非常棘手。更何况,除非这些居民或者村民能够彻底摆脱这种污染性环境,否则,在清除体内的镉的同时,仍然在不断地通过空气、水以及土壤、食物等摄入镉,要根治就更加困难。

  拯救湘江

  过去数年内,国际上有色金属价格普遍快速上涨。加拿大矿业信息公司(InfoMine)的统计显示,锡的价格在过去五年内,从最初的每磅不足2美元上升到目前的接近8美元;而锌、铅、银以及铜等金属的价格,也都出现了两到五倍的涨幅。

  在国内外市场的刺激下,湖南迎来了有色金属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省经贸委的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其有色金属产量从82万吨增长到142万吨,销售收入更是从124亿元激增到640亿元。根据规划,到2010年,湖南省十种有色金属的产能目标为220万吨。

  在其背后,却是湘江逐渐不堪重负的身影。湖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一份调查就指出,到2005年,仅工矿业排入湘江的废水就达4.57亿吨,已经达到湘江承受的极限。虽然汞的排放有所下降,但随着镉、砷的排放上升,工业废水中所含的重金属总量,仍然连年居高不下。

  原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程不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某种程度上,湘江部分河段长期积蓄的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在内,“爆发阶段或将来临”。

  对于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严峻局势,国内环保界不少业内人士早已经十分清楚。2006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就明确指出,除了要削减COD(化学需氧量),湘江“还要控制重金属的污染”。

  2006年12月,在湖南省政府下发的《湖南省“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镉、砷这两种重金属的排放量都要削减25%。这是整个“十一五”规划中,除了国家环保总局要求的COD和二氧化硫分别削减10%的指标,湖南省仅有的约束性总量控制目标。

  2007年4月,湖南省政府又正式通过了《“十一五”湘江流域污染防治规划》以及《“十一五”湘江流域镉污染防治规划》。根据新的规划,砷、镉的削减量将分别调整为26.3%和28.8%。

  没有人知道,从200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湘江流域污染治理,能否为这条河流重金属污染的悲情岁月真正画上一个句号。毕竟,重金属污染和其他污染一样,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反映政府整个治理能力和执政思维的“多棱镜”。

  在株洲市,当地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对《财经》记者抱怨说,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比工商部门要小得多。

  目前,关闭非法污染企业大多采取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但在具体操作上,仍存在很大的问题。 通常下达关闭命令,要有15天的生效期;即使生效之后,企业也可以申请听证。要真正关停,还得通过政府的行文确认;即使如此,企业还有上诉期,“整个程序,最起码能拖上半年。”

  在不少地方采矿业中盛行的“官商勾结”潜规则,使得本以弱势的环保部门往往更难以真正有效地遏制污染扩散。

  以三十六湾矿区为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郴州矿主告诉《财经》记者:“没有足够‘硬后台’庇护的矿山,根本无法生存;有后台的,就可以乱采滥挖。”临武县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同感。

  2006年落马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当地被称为“曾矿长”,就曾为三十六湾多名矿主充当保护伞;凡是与曾有关的矿山,执法队都只能敬而远之。

  曾景春的妻兄唐荣在三十六湾有四五家矿山,都是无证的非法矿山,随意开采并到处排放废矿渣。1998年,临武县地质矿产局分管矿山环境治理整顿的副局长蒋贤儒,曾经带执法队先后将其矿洞炸了五次,但每次很快就死灰复燃。唐甚至蛮横要求执法队赔偿炸矿损失,并警告执法人员:“我在上面有人,谁关我的矿山我就把谁搞倒!”

  不久,当地纪委将蒋贤儒“双规”调查,最后蒋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蒋出狱后一直上访鸣冤,但直到曾落马后,当地法院才开始组织复查蒋案。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聂芳容指出,依行政区域划江而治的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也给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带来了更大的阻碍。

  嘉禾县环保局局长曾平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嘉禾环保部门如果要到临武县三十六湾去调查了解情况,需要由公安陪同并且乘坐警车才行,否则就会有被矿里扣留的危险。

  两县主管领导和部门也多次磋商治理之策,但多年来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因为仅三十六湾的矿业企业,每年就可以为临武县创造上亿元的财政收入;对于2006年财政收入总量还不足2.5亿元的临武县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出路在哪里

  对于中国而言,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无疑是惨烈的一幕,但还远不是全部。

  仅以过去两年为例,2005年12月,广东北江就发生了镉污染事件;2006年9月,甘肃徽县更有354人被检查出铅中毒。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早在1990年,中国废水中的重金属排放量就高达2185吨,这还不包括总量为1225吨的砷。而从1997年开始,在其官方网站每年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不再向公众披露这两项内容。虽然其印刷的《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2004年开始有此项数据,但其受众显然少了许多。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从土壤被污染情况,管窥重金属污染为祸之一斑。

  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农业生态与环境技术试验站所作的评估就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约为2000万公顷(约3亿亩),受到影响的农民为1.3亿人;由此而造成的粮食减产每年达1000万吨。 国家环保总局在《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也指出,对中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的抽样监测显示,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在中国,对于重金属污染,虽然陆续有不少文献,但大规模、综合性的研究很少。加上对土壤的污染状况缺乏定期监测,对于很多行业的重金属排放也缺乏统计,污染现状到底严峻到什么程度,或许仍然是个谜团。

  决策部门也意识到了这种挑战。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就与国土资源部携手,开始斥资10亿元,进行首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待这一普查在2008年正式完成之后,我们对于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现状,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2007年11月14日,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的全国河流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也再次重申,要坚决遏制一些企业的重金属超标排放现象。

  然而,仅仅依靠环保部门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从2001年至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先后三次公布了全国性的化学污染与人体健康报告,其中就包括各种重金属的健康危害及在人体中存在的剂量,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整个社会对于重金属污染危害性的认识。

  在中国,卫生部以及其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今还没有公开过重金属污染的健康损害信息。

  国家最高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信息鸿沟”的存在对中国进一步推进环保进程的消极影响。

  2007年11月21日,由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联合制定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正式启动。作为阶段目标之一,到2010年,中国将全面建立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并制定促进环境与健康工作协调开展的相关制度,以及环境污染健康危害风险评估制度等。而到2015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

  此外,《行动计划》还强调,中国将组成卫生部、环保总局牵头的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以研究制定国家环境与健康宏观管理政策;同时,也将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或许,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时,中国走出重金属污染危机的曙光才能真正浮现。■

  本刊实习记者李娇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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