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黑色GDP说“不”

　　节约1度电、少坐1公里车、省下0.125吨水……都可以减排二氧化碳15公斤。这是一个叫袁日涉的初三学生向记者展示的公式，而他已为此努力了8年。和这样的孩子相比，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企业或许该感到羞愧。

　　《环球》杂志记者/陈芳

　　11月2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了第三季度经济情况运行情况发布会，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在部分高耗能产品出现回落的同时，一些高耗能行业增长依然偏快。

　　于是，实行区域限批、污染者付费，建立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制”，研究开征环境税……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中国有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铁腕”整治行动，向高产值的“黑色GDP”说“不”。

　　那么，效果究竟如何？

　　差别电价落实情况不平衡

　　在节能减排方面，今年上半年形势并不乐观。

　　这是一组令人忧心的数据：

　　占全国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硫排放70%的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六大行业一季度增长超过20%，同比加快6.6个百分点。

　　全国除北京以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

　　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现象再次抬头，使得矿石原料对外依存度本已很高的部分冶炼行业，出现“等米下锅”局面。

　　“虽然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任务仍很艰巨。”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介绍，为遏制高耗能行业盲目膨胀，发改委2006年9月发布了对电解铝、铁合金、水泥、钢铁等8个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的政策，明确对这些行业中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实行加价，禁止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

　　然而，这一政策在各地的贯彻落实情况却很不平衡。有14个省份以竞价上网等各种名义自行出台了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措施。

　　中国电监会副主席王野平分析说：“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电力相对富余，高耗能企业限制发展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使差别电价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高耗能产业的一些产品在市场上的需求还比较旺盛，抵消了实行差别电价的效果。另外，有些企业自建的一些小电厂，煤耗高、污染重，也逃避了差别电价的惩罚。”

　　结构调整还未“伤筋动骨”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已经为节能减排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固定资产投资能耗审查、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对生产和采购节能产品给予财税优惠和支持、推行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差别电价、淘汰落后企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等。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地方的投资热中，普遍存在新项目结构偏重、老项目耗能偏多、小项目门槛过低的现象。个别地区为片面追求增长甚至违规出台了推动高耗能企业加快发展的种种优惠政策。结构调整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这必然加大降低能耗的难度。

　　在很多地方，工业项目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地方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声望和前程。节能减排则是软任务，完成差一些不要紧，只要经济增长快，便能“一俊遮百丑”。正是在这种意识主导下，节能减排在一些地方成了自欺欺人的宣传口号。

　　当前一些高耗能行业产量和利润迅速增长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违反中央精神和政策，明里暗里支持高耗能企业发展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令不行、禁不止，成了节能减排的最大症结。

　　节能与耗能进入“相持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能耗强度增大的历史阶段。”权威专家指出，中国的龙头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和化工等几乎全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几乎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更令人忧心的是，很多地区重复上马粗放型的工业项目。

　　“我国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正呈现高位波动、时好时差的相持状态。”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叶如棠分析，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出现缓慢下降的势头。“十五”中期再度出现的污染反弹，正是相持阶段波动的反映。这一阶段将延至何时，关键就看“十一五”期间降耗减排的效果。

　　显然，去年开始执行的两项约束性指标，标志着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轨迈出第一步。它需要有一系列技术的、行政的乃至工程的措施与之相配套，客观上有一个过渡期。

　　叶如棠认为，企业降耗减排所依托的工程设施的兴建，往往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开局”之年甚至第二年，完成或达到5年平摊的降耗减污指标可能会有难度，但重要的是把基础工作做扎实。

　　能耗下降的“紧箍咒”抗衡“GDP崇拜”

　　国务院去年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显示，七省（市）降耗标准被调高。事实上，一些能源大省的降耗指标超过20%，有的甚至达到30%。

　　显而易见，能耗下降的“紧箍咒”与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GDP崇拜”形成强烈反差。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在追求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效应时，行政主导的投资趋热骤然增多，大部分省区市都把增长指标定在12%以上。

　　与发展经济的热情相比，去年节能减排指标下达后，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没有同步出台，一些地方政府抱着一种“边干边看”的心态，节能减排推进乏力。

　　“中华环保世纪行”执委会主任何嘉平表示：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保欠账”问题为何总是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保执法不力、企业违法成本太低、缺乏对有关官员的问责。

　　近年来环保部门在执法行动中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门口挂的不是由当地政府“重点督办”的黑牌子，而是“重点保护”的红牌子。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一些追求暴利的企业结合起来，乱上重化工项目，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动真格”才能换来碧水蓝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公布的《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提出，中国“环境政策实施的最大障碍在地方”，因为“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目标、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和对当地居民有限的责任与义务，都使得对经济发展的考虑优先于环境问题”。环境政策的实施缺少有效性和效率。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节能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这其实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问题的关键是，在责任与利益之间，企业心里的账如何盘算。

　　面对一些企业的节能减排之痛，专家分析，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效益好、能耗低、污染少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用“硬约束”、“硬手段”，才能使经济增长模式尽快突破目前的“相持阶段”。

　　“能耗高而趋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价格机制扭曲。”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尽快对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进行重大调整，才能引导现有的高消耗型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

　　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下半年已确定的政策包括：将理顺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的价格改革、扩大差别电价实施范围等。中国各商业银行严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信贷；有关部门将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重点抓好火电、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水泥等13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中国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效果如何现在仍需观察，“连环拳”的发力可能仍需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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