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坎坷人生赤子心--悼念父亲马洪

　　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因病于10月28日逝世。马洪是较早提出和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点的学者。马洪先生长女马雅为悼念其父，授权搜狐财经刊发悼文《坎坷人生赤子心》。

　　文/马雅 2007年11月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预备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

　　爸爸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上学，但他不学自通，备受乡亲的瞩目。村里的开明绅士牛明轩先生请他誊写县志，宗谱，换作学费，爸爸才得机会进了学堂。刚念到三四年级，校长认为爸爸已有资格毕业，随即聘他为高小教师。乡里视他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进一步把他举荐到同蒲路铁路局工作。这成为爸爸和建设现代大工业终身结缘的起点。

　　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渺无音信，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爸爸的注意。然而只有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对爸爸的这段往事有所了解。我想到这段往事，每每潸然泪下。我深知父亲很爱家庭，但从来不敢问他，当年如何能断然离家投身革命。后来我亲身体验父亲历经坎坷而从不离队，也许人生起点就影响终点了吧。

　　1936年，爸爸去同蒲路时，正值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三十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和我谈心时提起旧事，我才知道穷苦出身的革命者也有温柔心肠。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壮，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份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不与我爸爸般配。后来为了统战工作需要，她嫁给了一个并无感情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病逝。我猜这给我爸爸留下默默的遗憾。我记得我们家长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军）。

　　我爸爸在延安学习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那时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很多，如一起工作的邓力群是北大学生，宋平是清华学生。我爸爸没有学历，自学之外，更努力从实践中学。1942年，爸爸随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作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成为后来一系列经济社会调查的起点。

　　解放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却也和爸爸一起看给干部放的内部电影。似乎是同声翻译的一部苏联爱国主义宣传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爸爸自己出身农家，却让子女们从小就要了解世界。

　　解放东北，是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农村转向现代工业的转折点。毛泽东虽是农家出身，却早早就瞄准了帝俄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巨大工业遗产。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一半派到东北，包括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进军东北的部队，即以后的四野，是从各大抗日部队抽调的，不是来自一个山头。先入关的部队收编了大批伪军和留用人员。想不到的是，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工作的复杂相互交织，在如何对待旧社会留下的遗产和人员的政策上，在党内出现了分歧。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东北的大城市后，大批收编的伪军反水，给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造成重大困难。最先担任东北军政首脑的是彭真，后来换为林彪和高岗。我爸爸在东北工作时，曾在高岗领导下管工业方面的工作。可能这是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

　　爸爸参与了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由于工业落后造成朝鲜战争的沉重代价，当时党内第一代主管工业的领导人，由于缺乏经验，都急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使苏联专家大为震惊。

　　53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届时的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应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我们年青一代的人难以想象，中国的建设是在国际冲突的孔隙中艰难成长的。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首次演变为"路线斗争"。出身军队的同志批评出身白区工作的同志高估了资产阶级的作用，第一次较量的结果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

　　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 的分子之一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一只办公桌，上头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水浒"，"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五十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为什么爸爸让我和他一起去分享这一经验？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对理解工业发展的历程也有帮助？

　　56 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的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事后我再问到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

　　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头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诸大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起先我没有兴趣，爸爸依然劝我去开开眼，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真没想到我日后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我也逐渐发现爸爸除了苏联的建设经验之外，也在悄悄研究东欧改革和西方日本的经验。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在他那儿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十五元，二十元的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研究早先引入苏联模式，后来又在大跃进破除苏联模式后产生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发现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与综合平衡的必要，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后来文革，学校都封了，依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不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来家里，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企业管理"一书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又分别用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一同上台迎接批斗。

　　71年我插队时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将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76 年文革结束，77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的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而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一案没有解决，遗留为党内唯一的悬案，因此爸爸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那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认真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历经波折，所以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他又能超脱自我，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站的高，看的远，因此具有不同常人的胸怀与见识。

　　80年代，爸爸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别人在不同的文章各有论叙，我这里便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说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87年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上华盛顿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一美国人汽车发生故障，导致数部行车停留，下车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说美国别的短处有，可助人为乐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如此。

　　80 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议长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除了谈及其他问题之外，强调了他与爸爸都是几上几下。到了84年和88年，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作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智囊之一，力主冷却，压缩，84年采纳了爸爸的建议，稳定了时局。88年的价格闯关，又一次引发通货膨胀。党内有的领导改革心切，有的对稳定忧心。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保持与爸爸来往的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皆为亲家。后来却因公务繁重，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象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常到那里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谈一谈"。我知道爸爸心中有问题时，总是希望倾听旧友的肺腑之言。革命不只是思想，难得的是同志。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爸爸和我儿子，老翁少子，纵谈天下事，一拍即合。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人民意气风发，国家繁荣昌盛，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立冬时节少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许多人在百忙中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详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