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区域风险分析
非洲经济基础薄弱,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非洲一直是世界上贫困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联合国确认的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占到34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全球40个重债穷国中,33个地处非洲。
近年来,非洲大陆出现“由乱转治”趋势,同时经历着30年来的最强劲经济增长。首先,基于民心所向,加之内外多重压力,非洲大陆出现摒弃暴力、寻求和平的良好势头,地区安全环境和整体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同时,战后重建也创造出大量投资需求。其次,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带来旺盛的外部需求,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高也改善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价格贸易条件,进一步地,出口创汇有力推动了内需和消费的增长;再次,非洲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国民经济基础有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调整为非洲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最后,在国际社会普遍对非洲进行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的举措下,非洲外债偿还压力显著缓解,外汇储备得到充实,经济发展负担由此大大减轻。
尽管如此,一段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非洲的风险因素仍是相当突出。第一,不可否认的是,整体而言,非洲的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还比较差,政权不稳、政局动荡与战争、内乱、暴力事件等社会不安定因素往往相互诱发、互为因果,政策制订和执行往往缺乏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第二,非洲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都相对单一,经济体系比较脆弱,对重大风险因素的消化和缓冲能力有限,自我调节能力不足,系统性风险较高。全球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欧元币值走向、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向和信贷条件改变以及重大天灾疾病爆发等因素均会对非洲经济表现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影响;第三,非洲的一些体制和环境方面的障碍对开展贸易和投资的阻力不容小视。非洲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大大提高了商业运作的隐性成本;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运输、通信、电力、供水等资源比较紧张;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法律体系有待健全,法律执行力和保障能力有待加强;大多数非洲国家金融体系发展水平有限,存在融资瓶颈。
从更深层次风险诱因来看,第一,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不是长期自然发展形成的民族国家,而是欧洲殖民主义统治的产物,稳固统一的国家意识未在非洲地区普遍形成,对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往往更胜于对国家的认同,这已成为非洲各国内部政治矛盾和国家间暴力冲突难以消除的根源;第二,非洲国家大多建国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民主政权建立时间有限,冷战后推行西方民主标准,相对先进的上层政治制度缺乏与之适应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造成了其政治制度发展相对“超前”、基本支撑力量不足,稳定性较差的尴尬局面;第三,经济方面,部分国家过于倚重矿产与能源行业的发展模式将损害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矿产与能源行业的过度膨胀会导致资源过度消耗、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从其他行业流出;同时,能源产品的国际价格走高带来大量贸易顺差,推动本币升值,进一步削弱其他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旦矿产与能源行业的周期性繁荣结束,经济发展就将因缺乏支柱型产业而遭遇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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