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O催生社会企业家

　　21世纪新浪潮

　　改变别人和改变世界之前先改变自己。

　　文/本刊记者 周?

　　19世纪，慈善团体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他们对工业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城市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20世纪，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成为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

　　20世纪90年代末，另一个与NGO相关的新名词在欧洲、美洲、亚洲几大洲激起热浪，它就是“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

　　和传统商业企业家不同的是，社会企业家用商业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的规则去解决那些问题，他们所得的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区发展和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他们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最大的企业盈利。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据考察，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联合国宪章》。1945年后，联合国会议上有一则条款：“联合国本身是政府间组织，但也接受一些民间组织，称之为NGO”。这就承认了NGO的合法地位。

　　NPO(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即非营利组织。这个概念的产生晚于NGO，大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之后兴盛于全球。NPO这个自美国发源并向世界流传的名词，它的原义指的是，由私人为实现自己的某种非经济性愿望或目标而发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或组织。

　　张浩而，一位今年刚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放弃了保送北大读研究生机会的她，和同学合伙创办了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主要经营企业的CSR咨询（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和为NPO的项目提供筹款咨询两块。他们通过业务收费，获得收益，然后从收益中划出一小部分作为维持日常开销、机构运作，另外全部用来支持公益事业。

　　“我们收费的项目也是具有公益色彩的。”张浩而告诉记者，“帮助NGO的优秀项目改造、融资等系统的服务，核心还是致力于公益事业效率化和科学化的社会企业，所以应该称为‘嵌入式社会企业’。”

　　事实上，像上述润灵这样的社会企业在国外，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已经得到长足发展。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统计，截至2007年3月，全港共有208个由社会服务团体开办的社会企业。他们业务广泛，涉及产品制作和销售、家居服务、一般清洗服务、餐饮服务、个人护理服务等多个行业，主要分为“企业模式”、“合作社模式”、“社会经济项目”三种类型，他们运作灵活，能有效动用成员的技能，针对社会及社区的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近年来，中国内地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中国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提供的2006年民间组织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6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32万家，其中社会团体17.1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4.7万家；基金会1144个，特别是非公募集基金会从无到有，已经设立349个。现实中，还有许多在该统计数字之外的以工商注册形式存在的民间组织。

　　这些民间组织在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社区建设、扶贫等领域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人们熟悉的“多背一公斤”活动，提倡“驴友”把书和学习用品背给贫苦地区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西部阳光的志愿者们为贫穷地区的孩子带去知识的甘泉；太原市的韩雅琴，多年来一直收留刑满释放人员，通过打理企业的方式，很好地安置了这些最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

　　NPO信息咨询中心项目主管杨国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NPO领导人不少，但真正的社会企业家则还很少。”

　　那么，社会企业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怎样的人能称上社会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国内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张浩而认为，社会企业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1、社会价值第一位，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2、以社会服务获利，开发被忽略的资源；3、良心经营，重视员工、客户等多方利益。 如果以此为条件，在NPO信息咨询中心数据库里面1000多家民间组织中，能找到符合社会企业特点的就为数不多了。

　　NPO催生社会企业家

　　杨国琼表示，社会企业并不是NPO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渠道而要去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是跟“社会创新”息息相关的一种东西。社会企业家（SE）也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而是从社会需求出发，他们是发现了一个社会问题，然后能够用创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的人。

　　如此说来，社会企业家应该比单纯的志愿者、NPO领导人有更长远的目标，具有更宏观性、整体性的影响力量，也更注重发展性地解决问题。从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发展看，更多社会企业家的出现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家”还较多地停留在一般NPO领导人的层次，他们大多缺乏经营意识、缺乏企业经验和商业领域方面知识，习惯于通过募款而非经营创收的方式获取资金支持。杨国琼表示，社会服务机构大部分来自基金会、私人、企业的捐款，只有一部分是服务收费的。

　　这一点在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徐永光那里得到肯定。徐永光指出，创造利润是很重要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虽然是一个由南都集团出资的私人基金会，但仍然保持一部分“自我造血功能”。该基金会定位为资金提供者，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除计划每年发放800万外，剩余部分全部交给基金会的理事会下专设的“投资委员会”进行投资，以获得保值和增值。

　　徐永光同时指出：“相对‘自我造血’，缺乏组织治理结构是一些比较成功的草根社会企业家存在的最大问题。欠缺带公益性质的理事会和执行层。”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社会企业的服务对象是公众，它的治理自然是特别需要公众参与的。但目前中国很多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很少有意识地向大众传播，往往好事做了很多，却只在服务对象和专业的圈子里被传播和承认，降低了工作的社会价值。导致“找不到人，留不住人”，人力资源匮乏。

　　除此之外，不善于整合多种资源，尤其是不善于发现和利用别人看不到的资源，制造多赢的结果是现阶段一些社会企业家的另一个“短板”。“多背一公斤”的策划人余志海告诉记者：“低廉的薪金难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人才，而现在的社会企业家大多都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比如创新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人把“社会企业家”的工作狭隘地看作是纯粹付出的帮助别人，往往忽略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这也是一些单靠物质帮助弱势群体的传统社会企业家们容易走进资金、人才等盲区的原因。

　　那么，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呢？英国作家查尔斯•里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所著的《社会企业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ur》）一书提出社会企业家首先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他们发现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和被闲置的资源来解决那些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其次要有创新精神，他们常常将那些通常互不相关的几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用以创造新的服务、新产品和新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另外还应具备改革精神，他们会对自己领导的企业进行改革，使一个垂死的企业重现活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发掘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来改变他们所服务的近邻和社区。

　　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则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乐于自我纠正、分享荣誉、突破自我、超越边界、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强烈的道德推动力六种品质。

　　改变世界之前先改变自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国琼说了这么一句话：“改变别人和改变世界之前先改变自己。”

　　近年来, 国外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企业家,他们打破传统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将企业的专业运作理念带到社会和社区中去,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弱势群体自立、鼓励公众参与、以及与政府、企业建立对话与合作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积累了大量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包括社会企业家的培育与培养。

　　如比尔•德累顿创办了阿育王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真正有激情和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向他们提供小额捐助，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组织和事业。二十六年来，他们已经孕育出1800名社会企业家，这些人遍布64个国家和地区，以他们的原创构想，服务全世界超过300万人。

　　国内的支持性机构也越来越多，评估系统逐步完善。比如NPO信息咨询中心，有包括项目评估、人力资源评估、组织能力评估这几个方面的服务。该中心参考了国外的很多标准并且在国内对各利益相关方，包括捐助人，NPO，企业，基金会，媒体的相关人士进行了多轮访谈，最终研究制定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标准。

　　据了解，民政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评估和标准的事情，估计很快就要出台。

　　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一些草根组织提出的“公益时尚”、“公益创投”等模式创新已经在发挥积极作用。他们不是在原有体系下做一些拾遗补缺的事情，而是通过发现一些被人忽略的领域的价值，进行再创造。

　　比如，在北京有一批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去各个社区回收居民废弃的衣物，通过消毒、加工后拿到在农村开办的“二手物流商店”再次出售，将得到的盈余再用于公益事业。周而复始，他们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一分钱，但是同样能把公益进行到底。

　　针对现在很多组织或战略和执行脱节，或战略目标太小，或只关注于短期的项目，导致无法使组织产生真正影响社会成果的情况。余志海则认为出成果和把成果让社会所接受和承认这两点很重要。这不仅意味着组织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战略并且在实际运作中贯彻执行，而且有利于获得更多资源，有利于改善组织和人员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