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可有效改善收入不均问题

　　“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搜狐网 金融界 中信出版社共同主办，邀请众多学者、政府领导、企业家盘点2007经济，展望2008发展，并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一次全面的回顾。

　　王小鲁：我也认为相对来说机会均等需要更加优先考虑，当我们采取一定的政策去改变结果的不均等，意味着对财产或者收入的重新分配、再分配，必然要改变市场上已经产生的分配结果。极端的例子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在收入和财产季度不均衡情况下，打土豪分田地，财产重新分配，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老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社会就没办法进步了，刚有人富裕点，就有人提出来平均分配，这个社会没办法讲效率，没办法发展。

　　更多的关注机会的均等是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如说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但是为什么收入差距这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村孩子受教育，他的教育机会不如城镇孩子，在受教育方面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因此他未来的收入也就受到影响，未来就业的机会都受到影响，在这种条件下，这几年比如刚才说到免到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这几年采取很多措施改善农村教育，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给了不同的居民城乡之间，不同收入之间的居民更加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保障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让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民，而且对大家都是公平的，都是面临同样的条件的，大家实际上就面临着更公平的机会，更加平等的机会，这个当然是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不是说结果的平等不重要，某种程度上面也需要，比如我们需要有累进税，高收入居民需要多交一点税，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改变结果的均等总体而言，收入分配靠改变结果的不均等来改变收入分配，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王小鲁：我们想用五万亿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状况有一个理想的东西，假如我们有一笔钱，这笔钱不是长期稳定的，最极端的情况下是一次性的，也许明年还有，但是并不是长期的财政幅度，这笔钱用在什么样最好，第一确确实实是用在改善现在的社会矛盾最大的，绷得最紧那根弦。第二还希望这笔钱是解决一次性的问题，因为它不是持续的收入流，这个一次性最理想的状态是填补历史欠债，制造一种自生能力，从此以后有自己的可持续性。现在改善收入分配，理想中是一个接近橄榄形状的，中等收入为主的社会结构，这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好的收入分配状况，讲到橄榄形状的社会结构，我搞人口的，我们有一个橄榄形的结构先到了，本来我们发展阶段，我们的人口金字塔应该更像一个金字塔，上边尖，下面有一个大的底座，很不幸的是我们叫未富先老，还没有到达人均收入水平，就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养老成为一个问题，养老最大的问题是历史上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是有一个欠债，它没积累，但是这批人已经在了，有一部分人已经退休了，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们中人，也很快退休了。

　　现在我们的人口结构还可以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养活老年人，如果说再过去，等我们退休了以后，下一代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就大幅度下降了，现收现付的可持续性就受到怀疑了。最重要一条如何用完全积累的方式去替代现收现付的方式。前面讲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会发生一个变化，过去推算说中国经济增长中至少有27%的贡献是来自于人口红利，这是讲第一种人口红利，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丰富，人口负担轻，这两个东西在2013年以后，确实越来越少了，人口负债。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第二种人口红利，就是在人口趋于老化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种好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不再让人们依靠家庭养老，也不再让人们依靠现收现付制养老，就可以通过制度，同时个人也有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新的储蓄来源就是个人帐户，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障体制。现在对这个体制来说，目前看，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实个人帐户，但是3%怎么做得实呢，还大大不够，最核心的是这里有一个历史欠债，世界银行叫遗产成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个五万亿的钱，放在这里是启动了完全积累制的养老保障体制如果能够起步，就等于启动了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逐渐替代第一种人口红利的机制。

　　我们知道第一种人口红利当认可结构不再年轻的时候，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时候就会消失，但是第二种人口红利是在接续了第一种人口红利以后会永远持续，我们又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同时对未来的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改善他们，让他们更稳定地享受老年和现在好的预期，对解决收入分配状况是有关的。对于现在正在积累的这部分人群来说，当你启动了个人帐户的时候，实际上你开始拥有了一种财产性收入。这时一举多得的好事，所以我强烈推荐这个方案。

　　主持人：可惜不可能明年五万亿财政收入全部划到社保上。

　　王小鲁：完全同意蔡?教授刚才说的观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确实财政状况改善了，财政收入提高了，提出收入很快，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完善社保体系，用来改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些钱是不是能够花在该花的地方，这些钱是不是能够有效地利用，过去在扶贫中间，看到有些贫困县农民确实非常贫困，有些人家家里连晚上盖的被子都没有，大家出门轮流出门，因为只有一套衣服可以出门穿。但是我们看看县委县政府大楼盖得很漂亮，很豪华，我们也看到政府官员开着高级轿车，这是贫困县发生的事情，这些钱有很多是来自扶贫款，这种扶贫款的使用是没有效率的，而且根本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这套制度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钱花到该花的地方，这就需要第一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第二，有一套监督体系，而且仅仅是政府自身的监督是不够的，是需要社会监督，需要民主监督，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没有这样一套体系很难保证这个钱真得花到该花的地方，这个钱真得用得有效率，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话题，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