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应如何完善

　　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1世纪经济报道、CCER主办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暨首届21世纪城市发展论坛，于07年12月22日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搜狐财经作为本次年会的独家网络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指标体系及其第一次评选结果发布了，作为参与者，在欣慰之余又感到几分遗憾。

　　首先是立足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吸收国内外同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借鉴国际惯例，便利在同一口径下开展国际比较和国内跨部门研究交流，并为日后的后续研究建立一个可以直接采用的基础，避免重复研究的浪费；

　　其次是根据我国现实，在具体指标设计、选取过程中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从而实现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统一。

　　第三是体现价值导向意义。

　　由于是第一次试水，也由于在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困难，按照上述原则衡量，现在的这个指标体系仍然有不少可待改进之处，本文在此作一简要叙述，以待日后改进。任何指标体系都只能近似地反映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追求尽可能不失真。

　　一、现行城市开放度指标设计的缺陷及其修正

　　在城市开放度方面，现行指标体系仅有外资企业产值和外商投资两项指标，其定义分别为：

　　该城市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全国城市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该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全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

　　上述指标设计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前社会上所说的“经济开放度”通常隐含地指一个经济体与国外／境外商品、资本、劳动力的交流程度，鉴于本课题考察的对象是城市而不是主权国家，而国内市场统一从来就是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并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前提，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诸侯经济”问题严重的大国而言，统一国内市场的意义尤其重大。而且，某些城市与外界商品、资本、劳动力交流程度相当高，只是由于地理区位深居内陆、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合作伙伴集中于国内等原因导致与国外／境外商品、资本、劳动力交流程度不高，仅仅考虑与国外／境外商品、资本、劳动力的交流程度将低估这些城市经济外向度的实际水平；同时，过度重视与国外／境外商品、资本、劳动力的交流程度将导致政府政策倾向于给予国外／境外商品、资本、劳动力“超国民待遇”，而且将导致各地竞相发展近似的最终出口商品，而不是中间投入品，导致销售中价格战泛滥成灾；从而降低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效益。因此，从长远来看，本指标体系应将城市经济外向度划分为两个部分，即面向国外／境外市场的国际外向度、面向国内其它地区的国内外向度，两种外向度之和才能充分反映出一个城市总体经济外向度水平。

　　其次，任何经济体（不管是国家还是地区）的开放首先必须是货物贸易的开放，因此，开放度指标没有对外贸易指标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在理论上，一个城市的对外贸易开放度指标应当是该城市外贸依存度与全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即：

　　该城市进出口额占GDP比例／全国城市进出口额占GDP比例

　　在本次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存在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困难。现有的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统计年鉴中没有城市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这项指标，而公开出版发行的《海关统计》和《中国商务年鉴》中只有省级行政单位和部分城市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却没有囊括所有城市的全面的城市进出口统计数据。所以，在本次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我们最终不得不舍弃了这项指标。但这项指标最终是必须纳入的，可供选择的数据来源有海关和各城市地方政府两条渠道，为确保数据客观无失真，我们应当选择海关作为数据来源，取得他们涵盖全国所有城市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而海关的地方进出口统计又分两种，一种是按照进出口商品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一种是按照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考虑到进出口商品作为一个地方经济的投入或者产出，在本指标体系中采用按照进出口商品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的数据更为准确。

　　第三，现行城市开放度指标体系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仅仅衡量了对资本的开放度，却没有考虑到对人的开放度，但开放的目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人服务，它本身也需要依靠人员的流动才能更好地实现，一个对人员流动深沟高垒的城市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开放”，包括港澳台在内，所有中国人能在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自由就业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才是我们这个指标体系所应体现的价值导向。所以，本指标体系未来应当增加人员流动开放度指标，其狭义定义为：

　　该城市涉外部门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比例／全国城市涉外部门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比例

　　其中，在理论上，涉外部门就业人数应当是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内资出口企业就业人数和居民境外就业人数三项之和。

　　人员流动开放度指标的广义定义则需要考虑国内人口流动。为此，可以用（非户籍常住人口+前三年外地移民迁入户籍人口）／城市总人口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对国内人口流动的开放程度。

　　第四，现行的外商投资指标采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但从价值导向的角度来看，采用这一定义并不妥当。因为我们评选出来的指标应当是越高越好，但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越高，表明要更多的投入才能产生同样的产出，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来衡量更好，其定义为

　　该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全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

　　在上述计算方程式中，“外商直接投资”指标应为实际利用外资数。

　　上述问题都是可以在中短期内力图解决的，在中长期内，出于价值导向目的，还可以考虑进一步完善外资产值指标，即考虑外资企业本地增值率，或出口企业本地增值率指标。

　　从更高的层次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现行指标体系考察的基本上还是一个城市经济开放度的结果，但不是其制度的开放度。由于各地区位、产业结构等因素不同，制度开放度相同的城市经济开放度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制度开放度低而区位优越的城市其经济开放度结果可能高于制度开放度高而区位、产业结构不佳的城市，而我们更需要鼓励的是制度开放度的提高。然而，任何指标评价体系都是评价客观性指标容易达成共识，评价主观性指标难以达成共识，而经济开放度结果是客观性指标，制度开放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主观性指标，我们只能留待本指标体系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二、现行城市和谐指标设计的缺陷及其修正

　　现行的城市和谐指标由以下4项组成：

　　民生指标：该城市就业率／全国城市就业率

　　分配指标：该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率／全国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城市GDP比率

　　环保指标：该城市工业废物处理率／全国城市工业废物处理率

　　绿化指标：该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和谐指数=民生指标+分配指标+环保指标+绿化指标

　　通观以上4项，最大的缺陷在于民生指标的设计。其缺陷之一是仅仅考虑到该城市的就业率，却没有考虑就业的质量。然而，我们所应追求、所应努力创造的就业，并不是血汗工厂和黑砖窑中奴隶式的就业，我们期望的应该是体面收入就业机会。所谓“体面收入就业”，我将其定义为其收入除了维持劳动者本人在当地有尊严的生活之外，还应该能够满足他自身进修学习等自我发展需求、养家活口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需求。只有这样的体面收入就业，才能够让我国的人力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而血汗工厂、黑砖窑之类的地方，不仅蹂躏人的尊严，而且吞噬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途。其缺陷之二在于没有考虑该地就业数量和体面收入就业收入水平的增长性。

　　针对上述缺陷，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我们修正完善的第一步也许应该是建立一项相对独立的城市体面收入就业薪酬标准，也就是构建一个商品服务篮子，其内容足以保证上文所述有尊严生活和自我发展、子女教育需求的底限，然后根据当地价格水平计算出这个商品服务篮子相当于多少薪金。体面收入就业薪酬标准应该高于法定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因为后者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底线、是劳动者自身生存的底线所需，没有考虑其发展需求，体面收入就业薪酬则需要考虑劳动者本人及其子女的发展需求。

　　考虑到各地消费偏好不同，这个商品服务篮子应当在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各设立几组可替代的商品服务组合。如同样是食品消费组合，西北城市的组合中可以多用羊肉，少用水产；东南城市则反之。第二步则是计算发布这项城市体面收入就业薪酬标准每年的增长性。在此之前可以先计算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当地价格指数变动的幅度。

　　进一步深入考察，就业指标其实应当考虑到流动人员，但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中短期内很难解决。

　　未来民生指标如要进一步发展完善，那么社保、教育、医疗等覆盖率也应当纳入计算。

　　在分配指标方面，现行指标的缺陷是片面有利于中心城市、大城市，因为这项指标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将一个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视为本地消费者消费总额，但中心城市、大城市消费品零售额中有很多来自周边地区乃至省外、国外的消费者。同样是考虑到数据可得性，这一缺陷中短期内难以解决。

　　环保指标仅仅考虑到了各个城市的工业废物处理率，实际上生活废物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当突出。在广州这座我国名列前茅的大都会，由于水污染，珠江河道只堪夜游，白天游览则只能令人扫兴，而珠江广州江段的主要污染就是生活废水、生活垃圾。未来需要将生活废物处理率纳入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