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08：高位通胀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快车道上运行的中国经济总体比较健康

　　《21世纪》：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迈入第30个年头，中国经济连续五年以超过10%的增速迅猛发展，受到世界的瞩目。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怎样一种总体评价？

　　陈东琪：中国自改革开放到今年，约有9.8%的平均增长速度；从2002年经济回升到今年平均约有10.6%，其中有5年10%以上；今年增速则可能超过11.5%。

这五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增长是最快的，大概是全球经济的三倍，美国经济的两倍半。而且这五年也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持续繁荣时间最长、平均增速最快的。快速增长是一方面，但到目前为止，从中期平均来看，我认为，经济在快车道运行上还是比较良性、健康的，没有出现大起大落。总体判断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增长质量有所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四次超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是1978年，一是1984和1985年，一是1987和1988年，一是1992和1993年。单纯从增长速度相比，有两次也是11.5%左右，和今年差不多。但是，现在的增长背景和前四次的过热经济并不相同。过去是短缺经济，所有的产品都是农产品，工业品、服务全面短缺。那时经济增长只要到11%以上就会引起高通货膨胀。而这次的背景是一个结构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跟过去的短缺经济不一样，农业品、食品的市场供求关系有一些变化，但工业品比较充足。所以，尽管这五年来经济增长10.5%以上，但是平均的CPI大概是3%以下，今年最高，大概4.7%左右。

　　而且，增长质量在明显改善：政府、企业、居民和个人收入增长都很快。财政收入这五年都是20%、30%的增长速度，今年超过5.1万亿元；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很快，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31%，今年1-10月份超过40%，全年估计40%左右；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也很快，今年工资增长前11个月超过18%，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城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超过15%，农民的人均现金收入名义增长估计20%左右。整个国民储蓄存款增长非常快，消费水平的增长也很快。

　　经济结构也在改善和优化。最突出的是进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进口主要是制造品、设备，现在原材料多一些；原来只出口原料及加工品 ，现在制造品不断增加。供求结构在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在改善，城乡结构也在改善，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也有一些改善。

　　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是有实体支撑的，有比较强的产业支撑的，并且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格局没有破坏。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顺差增长过快，外需占总需求的比例过大，对推动物价上涨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21世纪》：今年中国的GDP增长在11.5%左右的高位，因此不少专家提出，经济已近一个繁荣周期的顶点。您怎么看？您认为繁荣周期的顶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届时如何应对？

　　陈东琪：11.5%是否成为这一轮经济繁荣的顶点或者是拐点，要看两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由于我们现在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非常高，不仅要看国内的需求增长趋势，投资和消费增长趋势，还要看国际环境变化的趋势对我们的影响。二是政策。关键是宏观调控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我分析，明年开始后几年的经济增长有两点可以预测。一是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尽管减速、降温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追求，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就要硬着陆，调很多。比如说是不是明年紧缩就降温到10%以下？不是。我认为还是采取微调的方式，是调“加速度”，而不是一下子调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水平。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四个字“稳中求进”，还是要保持经济增长。

　　至于是不是一年接一年的持续往下走，这要看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主要矛盾是不是解决得比较好。比如说经济增长假定由今年11.5%左右，调到明年稍减1个百分点左右，同时物价上涨的压力是不是有所缓解；如果其他有害于经济总量平衡，有害于总供求关系均衡的问题得到缓解，经济基本上可以围绕潜在增长率附近继续往前走。据我的测算，1978?2007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9.85%，经济在这个潜在水平附近运行比较好。

　　因此，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能会是波浪式的。实际怎样还取决于政策操作以及宏观调控是否得当。

　　经济温度高，但无明显过热

　　《21世纪》：据最近一些调查显示，65.7%的企业家、79%的经济学家和83%的银行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是过热或偏热。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投资、通胀的数据都不是很乐观。但关于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存在争议。您怎么看？目前的经济是不是过热了？

　　陈东琪：我理解中国目前GDP的增长，工业的增长，三大需求的增长，作为调控手段的货币供应量信贷的增长都是很快的，偏快的程度在加深，但是不是已经过热了要综合考虑。

　　如果单纯看增长数据，是一个过热的水平。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机制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判断。判断过热不过热，除了GDP增长、工业增长、三大需求、投资消费顺差这些指标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物价。

　　如果年度CPI上涨率超过5%，我认为就可以界定为过热。但现在还是4.7 %左右，并且通过宏观调控明年还是能够做到略低于今年。所以，尽管经济的温度很高，尤其是今年比前几年都高，但总供求关系还没有出现以前那种明显失衡，年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严峻的通货膨胀，整个市场的承受能力，包括对物价的承受能力，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超过容忍度的状况，因此，目前经济没有明显过热。

　　《21世纪》：除了经济过热的传统风险，还有学者提出防止资产泡沫化的新风险，不能蹈日本的覆辙。您怎么看？在防止资产泡沫化方面要采取怎样的宏调措施？

　　陈东琪：如果把现在的资产价格水平和经济回升初期的2002年前后相比，确实短期上涨幅度非常快，定义为泡沫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简单的判断我们可能会步当年日本的后尘，却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新情况和特点。

　　第一，以前中国的房屋分配是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分房制度。随着这个制度发生改变，特别是在2002年前后，当时为了扩大内需，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出了相关鼓励买房的政策，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买房成为家庭消费里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决策行为。

　　第二，随着人民币逐步升值，老百姓对资产未来升值的预期强化，又出现了投资型买房，增加了投资需求。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这一块的购房也在增加。境外投资者、境外劳动力到中国来工作，也增加了住房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因此中国房价的上涨，有制度性原因，特别是人口迁移的原因，也有住房的结构变化的原因。有阶段性发展的一定必然性。中国股市也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经济回升、人民币升值，从2005和2006年开始，又回到一个自我增长的轨道上去了。

　　更重要的是，这次房价和股价的上涨，是全球现象。原因是前期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很多流动性。全球经济繁荣，使得各国央行在经济不景气时候由于扩张政策发出来的货币，变成流动性。而中国又是全球产业大分工、大转移的一个很重要的承接地，使我们整个市场体系中流动性非常多，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

　　对于资产泡沫化问题应采取一种渐变的调控方式：一方面，我们要采取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调控措施来缓解资产泡沫化趋势，另一方面在调控的时候，又要防止把泡沫捅破。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我们的宏观调控在这方面做了很多：

　　一是提高利率。04年开始到今年提高了九次，今年提高了六次，去年提高了两次；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十几次，今年提高了十次。尽管总的宏观调控是控制通胀风险的增加，但实际上也是在控制资产价格。

　　二是这几年房地产的供给也在增加，比如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在增加。对整个资产市场也做了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没有这些措施，这几年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程度可能会更高。

　　除此之外，还要合理调控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国币值处于升值背景下，其资产价格必然面临更多上涨压力，如果升值预期非常大，资产购买意愿就很强，因此需要逐步稳定升值预期。

　　没有“滞”的风险

　　“胀”的压力增大

　　《21世纪》：解决通胀需要紧缩需求，而产能过剩则可能引发经济下滑，防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又要扩张需求。这是一个矛盾。因此现在有人提出中国也要应对“滞胀”风险。您怎么看？

　　陈东琪：我认为防止“滞胀”可能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中国近期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非常强，明年或是近两年，中国“滞”的压力几乎没有。

　　一是增长动力很强，各个地区的发展空间都很大。二是我们目前仍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要素供给很强。三是从产业角度讲，服务业发展还很落后，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带来很多增长。四是城镇化进程还处在加速过程当中。五是人力资本的水平在提高，这会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另外，我们的经济尽管开放度很高，但在全球的贸易比重还不是非常大。中国的发展空间在人均GDP还只有2400美元的条件下，不会很快出现滞。而且宏观调控采取了预防性、微调的方式，驾驭经济的能力提高，政府运用公共投资来调节市场的强弱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利用空间。

　　但我们可能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些出口拉动很强的资源性的行业，一方面出口很强，一方面产能非常大，比如钢铁、汽车行业。对这些行业既要防止价格上涨，又要防止产能过剩程度提高，对宏观调控是考验。严格地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结构调整任务，是宏观调控要特别努力解决的。

　　《21世纪》：《经济学人》最近指出，一个廉价的食品价格时代已经结束了。在全球食品、石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形势下，以及明年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已在市场预期，您如何看中国全面通货膨胀的风险和趋势？

　　陈东琪：关于CPI上涨的原因和趋势，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CPI上涨是不是来自于供给减少？这很重要。因为这次CPI上涨，权重很大的食品价格涨得很多，粮食和肉价涨得很多。

　　猪肉有供给的问题，去年夏天和秋天蓝耳病导致大批量的生猪死亡，供给产生了问题。不过今年因为对母猪、种猪、肉猪采取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养猪，特别是规模化养猪，供给正在逐步改善，估计会在明年年中有明显改善。

　　从粮食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次粮食价格的上涨，主要不是产量问题。全球的粮食产量今年估计会增长4.6%，我们的粮食产量今年也是连续第四年丰收。那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饲料，因为去年喂猪的少，今年突然喂猪，饲料粮价上涨了，传导带动口粮、整个粮食价格都上涨。

　　二是能源结构的调整造成了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全球和中国都是这样。比如玉米变成生物燃料来源，虽然后来我们的政策有调控，但不管怎样，老百姓还是有这个预期，市场还是有这个预期。

　　三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加，直接吃原粮的少了，吃肉、蛋、奶多了，而产生一定热量需要更多的粮食。

　　还有一点，全球粮价从2005年开始恢复性地大幅上涨。我们这一次粮价上涨也有恢复性成分。今后粮食结构还会进行调整，因为随着肉、蛋、奶消费的增加，原粮的需求在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土地成本、生产资料、化肥、农药，以及流通成本、工资都在增加。

　　因此我认为，明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粮价应该是一个相对平稳或稳中略升的趋势，不大可能出现明显下降。因为无论从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益的角度，还是从资源稀缺性和资源的价格之间存在联动的关系来看，政策上也不应当是粮价明显下降。

　　如果粮价保持这个趋势，意味着今后CPI的平均水平跟前几年相比（除了2004年CPI是3.9%以外，其他基本都在2%以下），可能会略高一些。所有需求的、成本的推动，都会使CPI往上走。

　　明年CPI是否能下行，取决于宏观调控的控制力度和措施，包括增加粮油市场的供给，对粮油市场采取一些更多的鼓励、增加供给和鼓励生产的措施等等，还包括非粮产品、非农产品的政策。比如最近一次取消五类原粮（玉米、小麦、稻谷、大米和大豆）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可以改善明年粮食的国内供给紧的状况。

　　如果我们明年能在控制顺差方面产生一定的效果，让一部分的出口产品变成国内供给，那么由粮肉价格带动的CPI的上涨会减缓些。但非粮部分的价格还会有较大的上涨压力。

　　《21世纪》：如果联系国际来看，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美国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国内供给多了，可能通胀会下来一点。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使得资金较多流入，好像通胀又会上去。您怎么判断？

　　陈东琪：确实既有促使我国CPI上涨的因素，也有促使我国CPI下降的因素。但至于促使下降的因素：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我认为明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2006年和2007年上半年稍低一些，但可能会比经济学家预期的要好。据我了解，美国GDP四季度的增长，有可能仍然超过3%。由于美元贬值，美国未来几年的出口竞争力将会提高，企业的投资开工意愿也是很高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打击。

　　所以单纯从美国经济增长是否下滑来判断我国出口情况，我认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不会非常大。

　　因此明年的政策措施操作和导向，更多来自于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减少国内相对偏紧的物资出口，以控制CPI过快上涨，稳定物价。像对那些高能耗、资源型的出口退税政策还应该继续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年顺差的增长速度会有所减缓，今年顺差估计2600亿多一点，去年是1775亿，全年估计增长50%左右，而明年的减速会更多一些。主要不是来自于美国的次贷和美国经济的衰退，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政策的调整。

　　从紧应理解为一种“姿态”

　　《21世纪》：明年宏调政策中“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个明显变化，而明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是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加上中国依然是外向型经济，如果外部需求放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同时，由于2008年存在换届年的投资冲动和奥运效应，有些专家认为国内经济向上的风险更大。您怎么看？

　　陈东琪：从近期全球经济增长的迹象和最近各国，包括美国、欧盟、英国以及我们国家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况来看，我感觉明年无论是外部风险还是内部风险，估计都没有预期的那么高。我的意思是，明年全球经济增长，衰退的概率不超过30%，从各种迹象看，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从紧的方向开始变成一个松的方向了。应该说，这次应对次贷危机的各国的政策操作的协调和合作，以及及时性都是比较好的。可见全球各国之间货币政策合作的机制，对抑制经济快速衰退还是有好处的。

　　至于中国，前面提到不会出现“滞”，所以硬着陆的风险很小。经济还能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附近甚至以上，也是要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增长势头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追求。所以，不管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增长的微观基础，还是从宏观调控政策意愿和导向来讲，我认为不会出现经济硬着陆，只是适当降温，或者说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软着陆”，控制经济增长的加速度。

　　当然，宏观调控要防止过度调整，因为虽然短期平衡了，但可能下一步有惯性会影响到200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我们要注意对2008年的经济增长加速度的控制，对不平衡的调控，防止2008年后惯性的衰退。这就要求宏观调控要把有利于当前短期平衡的调控和长期的能够保证平稳增长结合起来。

　　《21世纪》：那您认为我们如何理解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内涵？因为今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很紧了。

　　陈东琪：我理解，明年全面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从紧的姿态。但是，是不是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的程度就一定会比2007年大？比如说今年加息六次，存款准备金率调十次，是不是明年就会加息六次以上，存款准备金率要调十次以上呢？我认为不应当这么理解。

　　因为，我们的经济要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还是要有一定的货币金融环境的。如果明年银行的利率比今年更紧，那就意味着明年我们的利息要由今年的4.14%，调到5.5%了；如果存款准备金率要比今年更紧的话，就意味着明年实际上调5.5个点，提高到20%，明年年底商业银行收一块钱要交两毛钱的准备。这种预期是不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9%的贷款利率和20%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本轮货币政策紧缩里面不应当考虑的方案。这样意味着我们银行的支付能力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所以，“从紧”不是不适当的更紧，而主要指的是从货币政策全年的姿态角度，要从紧。实际上明年加息加多少，存款准备金率调多少，还要看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看国内市场需求，资金需求，特别是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明年的货币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应当有一定的随机性、灵活性和保持自身有效的弹性。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有财政政策配合。特别是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向通货膨胀的转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不能单纯依赖货币政策措施、依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不断紧缩。要配合包括税率等财政政策的措施来共同发挥组合作用，要有一个全局的考虑，打“组合拳”。

　　出口导向战略调整滞后

　　《21世纪》：对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内涵，很多人看法不同。有人这样理解，说是稳健，其实财政政策也是从紧。您怎么看？我们该运用怎样的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宏调？

　　陈东琪：虽然财政政策确实有松的部分，有紧的部分，但综合评价，总体还是稳健的，因为尽管国债规模在缩小，但是财政开支在增加，预算开支在增加，税率也是有松有紧。如果把各个措施的变化打一个平均，还是稳健的。

　　今后如何掌握财政政策稳健的内涵，如何选择财政预算开支的变化，如何选择税率的调整，我认为要根据财政方面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比如说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很快，那明年的预算开支，特别是社会保障开支、有利于公共品增加的公共开支是不是应该更扩张一些？从税率角度看，我们在刺激企业的有效供给的增加、改善国内的国际环境方面是不是可以调税？是不是在所得税方面做一些调整，以刺激消费？可以说政策空间是比较大的。“稳健财政政策”的内涵很丰富。

　　《21世纪》：中国的汇率政策受到国际舆论比较多，现在有不少人呼吁人民币更多的升值，从而抑制通胀。您怎么看？

　　陈东琪：从经济学原理看，一国本币的升值会使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顺差减少，从而出现物价总水平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这几年是人民币升值，然后进口快速增长，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顺差更大，从而使通胀压力、物价上涨压力变大。出现了和经济学原理相悖的情况，为什么？

　　这里有结构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从政策性原因来讲，我认为主要是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调整比较迟缓。比如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调整迟缓。尽管粮食产量不错，但在市场上供求关系比较紧张的条件下，应该尽早取消粮食的出口退税率。

　　当然，这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那就是对就业的考虑，担心由于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力度太大、措施太猛可能会使出口企业快速收缩。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现在的出口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条件下，它的调整应对能力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不仅出口没有减少，反而提高了竞争能力。比如说改进了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改变款式，使它的出口产品更多的满足国际消费者的偏好和需要。所以，它的出口增速能力是提高了，甚至包括价格竞争能力的提高，原来它的价格很低，提价以后并没有影响出口，就不断提价。

　　也就是说出口导向战略和政策的调整，相对于出口企业的应对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高，时间上有一点滞后。今后需要增强涉外经济政策和长远战略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