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与玫瑰都是为了所谓理性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用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打量，2007年是本世纪以来最安静的年度之一：没有2001年改变历史进程的世贸中心的倒下，也没有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这一年的多数日子里，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比以往的年份得到的满足感要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让许多经验主义者瞠目结舌。

在“金砖四国”之外，又涌现出了第三梯队的“N11”国；甚至长久以来被遗忘的非洲大陆，2007年的GDP也罕见地达到了6%。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美好日子得力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的明确分工，为全球带来了实质性的发展。

　　发展之外，妥协是2007年另一个熠熠生辉的词语。热点问题，伊核与朝核博弈在这一年后期由绝望而生转机。在美国16情报部门联合报告认定伊朗核武计划在2003年即已中止后，年内甚嚣尘上的攻伊传言，失去凭借；在宁边核设施停止运转后，以国际援助解除朝核危机的既定进程，终于展开。热点地区，巴以冲突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利后趋于和缓。中东火药桶的温度，开始降低；一些危险在降低，一些危机则得以解除：《里斯本条约》的签署，结束了欧盟长达6年的制宪危机，年底欧洲东部9国加入申根协定，进一步加快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国人关注的尼泊尔，随着200多年君主制即将被废除和制宪大会的酝酿，联邦民主共和成为这个山地国家的选择。

　　气候是2007年所有领导人在所有正式场合的必谈话题。“气候政治”是2007年国际秩序的新加盟者。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是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国家级别的博弈者需要占领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说明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不再是关于未来的预言，而已深刻地影响到了现实国际政治层面。即使美国，也认识到了全球气候挑战的非意识形态性、非地区性的一面，而被迫参加进来。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不仅使京都协议书的精神得以延续，而且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的合作主义意识。这是气候变暖这一注定的长期困扰，带给国际秩序的意外之喜。

　　你有许多理由说，2007年是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的佐证。

　　但是，有同样多的理由去证明，这个时代并非到处莺歌燕舞、玫瑰绽放。在美国发育的次级债危机，从第二季度开始成为最为常见的国际话语。在美国，信用危机迅即削弱了市场对2008年经济的乐观情绪；在欧洲，这场危机深化为普遍的金融危机。全球为美国过度的信贷资本化错误买单之举，显示了美国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超级上游地位。更令人不安的是，不知道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场危机，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调整牟取着亡羊补牢之外的羊群。

　　在国际经济秩序被美国政策绑架的同时，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也没有明显改善。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局部地区的枪炮声还在持续，土伊边境的战机轰鸣又趋于频密。从北冰洋到南中国海，水下资源被越来越多的逐利者觊觎。所有的不稳定因素，拓展了国际原油的价格炒作空间，也拓展了国际市场定价者对国际经济的控制。

　　在这个世界的共生意识被大大强化的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过去的一年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群体否定。由此带来的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再度抬头。作为国际经济舞台最为引人瞩目的明星，中国面对了越来越多的软性的和隐性的保护壁垒。这特别表现为市场互相开放的不对等性，及对人民币汇率、中国制造的高亢质疑声中。国际视野下，中国的政治战略地位和经济战略地位，还都有待加强。

　　即使这个世界真的是平的，你的行走也仍是跛脚的。枪炮与玫瑰，都是为了各自持有的所谓理性。这种理性的背后，是力量博弈和利益争夺的身影舞动。从政治到经济，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撞击，这个世界还远没有形成共存共生关系。

　　冲突或者合作，仍是国际社会运行的两大特征，这与过去没有丝毫不同。这两条腿如何摆动，决定着两种前途：要么前行，要么跌倒。

　　次级债，一只蝴蝶的葬礼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次级债之死

　　这只美国经济强劲时诞生的蝴蝶，天然地具有两种矛盾品质：既是“危险”的，又是“正确”的。危险在于，它依托于美国楼市的火爆而生，而一旦美国楼市这一母体出现症状，这只蝴蝶也将出现症状；正确在于，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通常属于美国社会中下层群体。因此，从经济道德的角度讲，美国次级债具有某种可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性。

　　次级债这一金融创新产品一出现，就因其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按揭公司和银行为扩张业务介入次级房贷业务。??利润的雪球在滚大，危险的雪球也在滚大。就在次级债发展迅猛之时，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走向它的反面：美联储为防范通胀而采取的不断加息措施，导致房贷利率不断升高。但是，次贷房款者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被忽视了。在火热的时候，市场通常是健忘的。在贷款利率上升和楼市火热的角力中，楼市毫无悬念地败下阵来，次级房贷大比例转化为银行坏账，并从2007年4月起爆发。4月2日，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10日，标普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信贷危机使大量企业和基金被迫暂停发债。

　　8月，美国次级债危机延伸至欧洲。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8月9日和10日两天内，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央行总共注资3023亿美元，这是“9?11事件”后最大的一次全球央行联合行动。

　　次级债危机迅速被资本市场领会。8月10日以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以连续6个交易日下挫表示恐慌，欧洲和日本股市均大幅下跌。远离次级抵押信贷风波中心、一度被认为相对安全的新兴市场亦持续暴跌，其幅度甚至比发达市场犹有过之。次级债危机出现之后，中国A股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得到意外加强，也强烈感受到次级债蝴蝶扇动的秋冬寒意。

　　在8月中旬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联手救市后，短暂时间内，次级债危机被认为解决，日本等国银行甚至收回了部分流动性。但事实证明，这只蝴蝶的面目仍未被看清。在9月起美联储三度降息、政府出台次级房贷者救援计划后，危机还在扩大。12月中旬，五大央行再度被迫联手救市。

　　这只蝴蝶，仍然健壮地走在死亡之路上。

　　葬礼在何处举行

　　花旗银行因为深度介入次级债危机，其2008年的赢利预期，被调低了一半。但是，花旗内部始终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而数据表明，花旗并非是“嘴硬”。到2007年底，美国银行内部危机大多已自行解决。

　　然而危机在欧洲却越演越烈。到年底，瑞银宣布计提次级债损失100亿美元，在挪威、德国的信贷机构也列入受害者名单。次级债危机，在美国演变为局部的信用危机，在欧洲则演变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相形之下，在美国次级债危机是一种预期危机，在欧洲则是现实危机。

　　美国孕育的危机为什么在本土之外更加严重？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充分利用了次级债的机会。美联储三度降息和放任美元弱势，不仅起到了防范经济信心下降和流动性枯竭的作用，而且利用了国际贸易伙伴对美国2008年经济变坏的担心及国际市场的风险厌恶，使其获得了充分利用金融政策转移风险、间接打击经济对手的目的。转移风险的途径，则是扩大出口份额、减低自身损失含金量、提高他国损失含金量、利用美国银行的抗风险性强于他国银行等方式以实现。次级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政策“绑架”国际贸易伙伴的那柄手枪。

　　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并未遭受过实质损失、政府援助计划少人问津的实际状况，美国经济数据主要部分的正常、没有引发美国社会风波和政党攻讦的背景，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次级债的“美国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这只美国培育的蝴蝶，最终很可能在欧洲被埋葬，而葬礼费用，则由全球买单，也包括中国的银行系统。死亡时间或许在2008年上半年，或许需要更长时间。

　　中国不是旁观者

　　一场危机，理应教会我们更多东西。狭义地讲，次级债危机的告诫是：一方面，开发金融衍生品不能与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相背离，否则金融产品可能成为危机的渊薮。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投资应将更为从容的安全性选择作为投资要领。但是在广义的层面讲，次级债危机或许还意味着另一种蝴蝶效应，或者说，一种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守诺和超过10亿美元的救市举动，第一次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自那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从竞争对手转变为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也顺利展开，并成为中国区域合作项目中最为成功、最为先进的样板。在经济上，中国获得了双赢的机会；在政治上，中国改变了地缘政治态势。

　　10年之后，中国再次获得了这样的机会。美国次级债，一方面是美国金融系统的信用危机，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过于功利性的金融政策虽然短期内使美国得以规避风险并获取利益，但是中长期看，将导致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第二体系”走向衰落。而这种迹象已经显现：美元本位建立在基辛格上世纪70年代初缔造的石油结算体系基础上，但美元的弱势致使这一运行了30多年的体系趋于瓦解：同样具有全球雄心的俄罗斯在2007年着手开始创设石油卢布体系；出于政治诉求的伊朗在2007年宣布停止美元结算；委内瑞拉在2007开始部分采取与美国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们在2007年尾端公开讨论将其他币种列入石油结算体系。2007年，伴随着世界各国已有35%的中央银行不再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或许将成为美元体系崩塌的起始年。

　　面对次级债引发的变局，中国理应有所作为。这种作为不是机会主义式的，但利用机会则是智慧。就内部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的承受和化解能力，远远低于建立在分层控制体系基础上的欧美金融市场。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多层次地进行信贷结构细化，抑制由于银行业信贷制度带来房市泡沫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房市泡沫破裂引发的大规模不良信贷资产；另一方面要吸取美国次级债的教训，努力消除引发房市投机的内生机制，打击过度投机行为。就外部而言，一方面，中国应当有条件地参与到全球救市的行动中去，进一步强化国际金融合作，密切中美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应当对美国当前的金融政策提出合理质疑，寻求真实答案，一来可以学习借鉴美国的金融决策机制，二来可以获取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制衡筹码。与此同时，加紧自主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把人民币进入世界主要货币列入议事日程。这既是中国经济实力体现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拓展货币政策空间的需要。

　　次级债的蝴蝶效应之中，中国不是旁观者。在次级债的背后，是国际政经格局的悄然变化。传统经济强权下滑空出的空间，意味着总有替代者填充。在所有的继任者中，中国理应冲在前列。而其标志，应是解决全球性次级债危机的高调介入，是对危机的理性认识，是对人民币冲向主要货币的起跑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