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战争

　　没有漫漫黄沙和炮火，可不缺少征尘和硝烟；一片静谧，却难掩涌动的暗流。资本市场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于是，不同的人把这个市场涂抹上不同的油彩。

　　在亚伯拉罕?林肯眼中，华尔街是座巨大的金矿，华尔街上的人就是勤劳的“矿工”，可以为“南北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金币；那时，他或许已忘记，几十年前，他的前辈杰斐逊总统，还因“泛滥”的商业精神和初具规模的华尔街，将纽约称之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与杰斐逊同时代的汉密尔顿开始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来区分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自他以后的数百年中，无数的政府精英也都在为寻找这条线，穷经皓首。

　　现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座大楼里，也有一群人，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一场无声的稽查执法“战争”。追寻市场经济法制的轨迹，夜以继日。

　　“300勇士”

　　这是场实力极不对等的“战争”，敌众而我寡。

　　股改过后，“市场先生”笑容灿烂，就连那些与其素未谋面的人也热情激荡。中证登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沪深两市开户数与日激增，已突破1.3亿户。数千万投资者在市场中游逛，通过条条路径寻找着激情与梦想。

　　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算，市场上同时会有几千起案子要办。

　　而最新的稽查体制确立前，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所有的稽查力量仅仅300人左右。

　　要知道，正是这“300勇士”冲杀在稽查执法“战争”最前线。“通常一个人手上，会有四五个案子同时在办，压力相当大。”一知情人士无奈苦笑，“某次报告会上，某办案人员讲述案情过程中，‘一不小心’就由一个案子串到另一个案子。”

　　这又是场战局不断变换的“战争”，波诡而云谲。

　　凡在资本市场中“游历”过的人都清楚，这个市场的参与者，皆躲在屏幕后方，熙熙为利而来，攘攘为利而往。他们违法违规，不会大动干戈，只需轻动手指，便可于无形中给其他人带来损失。

　　已被监管部门查处并移送公安机关的“股神”刘壮松，只是一名普通的农民，高中毕业后杀了数年猪，其后开始炒股生涯，在未取得任何专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荐股敛财，在网上自称“股王”。

　　这还是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暗战”，无止亦无休。

　　若要“除恶务尽”，则一切违法违规事件皆应严办。但任何“战争”，皆无法将所有的敌人“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而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保持对市场的威慑和警示，维护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是这场“战争”的出发点之一。

　　资本市场违法违规的动机不尽相同。有的上市公司改制时恰逢宏观政策或者行业政策调整，为了符合一个财务报表上的指标，很可能就违反了新规定，造成被动违规；有的是无知，不知道什么是违规；有的是“惯性违规”，认为别人可以做的，我就可以做。

　　以上种种，皆是善良的投资者一不小心跨越了“边界”，滑向“罪恶”的边缘。本着“治病救人”的宗旨，对待此类事件，更多地是善意提醒、网开一面。因其心本无恶，故经提醒后，多能起到“下不为例”之效。

　　最难以饶恕的，则是明知故犯，恶意违法违规。“300勇士”集中火力重点打击的，也就是这些“貌似忠厚，实藏祸心”的“恶棍”。

　　这注定是场艰苦的“鏖战”。人性中向往自由的基因，总会诱生出逃避监管的冲动，就注定了只要这市场尚且存在，违法违规即必发生，“战火”就得分分秒秒持续，无有止期。

　　漫长的战线

　　当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刀耕火种”发展到马达驱动，信息从以马车的速度传递发展到了以光速传播，资本市场就从容地占据了像太阳系中太阳的地位。本就漫长的“战线”，也因此变得更加幽邃、难以掌控。

　　网络、手机等新渠道的发明，极大扩充了“战争”的纵深，使得证券违法违规更如“羚羊挂角，跟踪难寻”。知情人士说，“调查、取证、证据保全更难上加难。‘带头大哥777’王秀杰就是通过长春一家小酒店的网络发号施令，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锁定上网痕迹，以公证或证人见证形式转化为纸面证据，化无形为有形。”

　　早在1997年12月12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出版总署、邮电部、广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六个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范证券期货信息的传播行为。

　　十年后，这一领域却成为证券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执法工作的难处还在于，从“效率与公平”的夹缝中间寻求平衡。

　　一组数据表明，一件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案件，从立案、调查、认定，到行政处罚委员会做出处罚，平均需要花费的时间是240-250天。

　　于是质疑声四起。

　　“为什么那么多案子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快点出处理结果吧，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影响如此恶劣，处罚却如此之轻？”

　　……

　　事实也确是如此。通常，当监管层公布某案结案结果时，市场反应平淡，甚至不记得曾经发生过这件案子。

　　“时间拖得太久，对市场的警戒效果即大打折扣。”一位经验丰富的稽查人士告诉记者，“但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任何追求执法效率的冲动皆不可以逾越法定的程序，而程序的一一履行是需要时间代价的。”

　　证券期货的罚单，动辄数万、数十万，千万、上亿的也常见，触及刑律的，还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涉及其人身自由，岂能不慎之又慎？

　　权力本身即是“双刃剑”。善加运用，功用无穷，滥用“公权力”，却远比效率低下更可怕。因此，权力的运用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必有制度相制约。

　　近年来，执法系统的权力即处于不断扩大状态，为确保权力的有序使用，证监系统内部一直努力对权力进行制衡。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稽查执法系统内部两次查审分离。

　　2002年以前，证监稽查部门集立案、稽查、处罚于一身。

　　第一次大的调整发生在2002年，证监会确立了查审分离的行政处罚体制。即行政处罚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案件调查阶段，由稽查部门负责；第二阶段为案件审理、听证阶段，由法律部的审理处负责。

　　2006年10月，取法于美国的“行政法官”机制，行政处罚委员会从法律部脱离出来，独立运行，法律部则专门负责行政复议工作。

　　“稽查系统每一次的调整，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通过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找对手，来限制权力。”一位接近证监会的权威人士表示。“目的是确保公平。”

　　限制权力的代价是时间。

　　如何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成为执法创新的原动力。

　　“五种武器”

　　历史总是充满了千钧一发的转机。

　　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陷入“多事之秋”。虚增利润、挪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恶意操纵市场……案件似雪片纷飞，当年仅８、９月间，中国证监会就查处了40余起上市公司违规案，其中即包括“银广夏案”等一批大案要案。

　　一时间，“赌场论”、“推倒重来论”甚嚣尘上，市场全线告急。

　　2002年，“虎门会议”后正式成立稽查二局，专门负责调查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案。一位老稽查人员说，“从那时起，稽查执法‘武器’就在不断创新”。

　　第一件“武器”即是“非正式调查”机制。

　　经第九次证监会稽查局、交易所联席会议确定，2005年初，“非正式调查”开始试点，以便能“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查处”（即所谓“三及时原则”）。

　　“实践证明，提前介入确实可提高执法效率、提高正式立案的准确性。比如杭萧钢构，我们通过提前介入，充分掌握了相关情况后，才正式立案，提高精确性。”一位参与了杭萧钢构调查的人士说。

　　相关数据显示，非正式调查在常态情况下，一个案子40天到50天基本就有初步结果，平均的处理周期仅为60个工作日，相比正式立案走调查程序的240-250天的办案周期，速度大为提高。

　　如今，“非正式调查”已被正式纳入证券监管体系，所有发生在资本市场中的案子，立案前，均要启动“非正式调查机制”。

　　随后，证监系统再“添置”三种颇具“杀伤力”的“武器”：“‘三位一体’联合调查机制”、“内幕交易认定指引”和“市场操纵认定指引”。

　　“三位一体”的“三位”指的是交易所、证监会稽查部门和派出机构。其中由交易所“发现问题”；稽查部门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下派任务到各个派出机构；派出机构冲到“前线”去进行调查。三家分工不同，“一体”运作。稽查部门在其中的作用类似于电脑中的CPU（中央处理器）功能。

　　通过这一机制，监管部门的办案效率明显提高，而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也大为增强。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又一次“牛气冲天”，但老“恶庄股”并未死灰复燃，新恶庄股也没形成。

　　接着2007年初，“内幕交易认定指引”和“市场操纵认定指引”开始在证监内部试行。

　　“内幕交易认定指引”对内幕信息、内幕交易行为和内幕人的认定均做了细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幕交易认定难的现状。

　　“市场操纵认定指引”则主要围剿“八宗罪”，即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操纵和特定时段交易操纵。

　　以威力而论，以上四种仅算是“常规武器”，其功用“仅可谋一域”，若论“可谋全局”之武器，当属“准司法权”。

　　在新证券法的授权下，2006年4月，证监会公布《冻结、查封实施办法》，标志着由新证券法赋予的准司法权正式启用。“冻结、查封”权力使得证监会的调查监管力度得到了本质上的加强，而不再只是“敲山震虎”式的行政约束。

　　据悉，为了提高执法效率，更为有效地打击证券违法违规，震慑市场，相关部门正在研发新“武器”??“和解机制”、“赔偿机制”和“提高执法时效机制”等。

　　这些机制都经英美等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检验，效果颇佳。“但何时引入，还要考虑中国法律体系对接等因素。”知情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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