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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不要指望经济学家都为公众代言

  茅于轼先生在南方某论坛演讲,表示赞成大学提高学费,以此来补贴穷人。此话一出,与去年这位经济学家“保护富人”论一样,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

譬如,茅于轼先生这次“提高学费”论,在理论层面上并非不能自圆其说。

  茅于轼这番话的大前提,就是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合理财富的分配。”显然,提高学费在他看来是合理解决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小前提,就是他指出的,念大学的穷人只占很少部分。在这样的预设下,提高学费等于是从富人那里拿钱,再来补贴给穷学生。但是,这样“完美”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从富人那里拿钱再补贴给穷人的过程中,势必出现很多代理人,比如学校以及政府部门。这笔钱最后能否真正落到穷人手里,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再者,“杀富接贫”也不必这么麻烦,直接在财税转移中体现更为合理。还有,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念大学的穷人只有10%~20%的数据非常可疑。从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来讲,茅于轼先生有必要先界定穷富标准,还要给出这个数据的出处。

  明明是学费畸高 (包括政府部门都不否认),在茅于轼眼里却成了学费还要提高,这显然有违生活常识。但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体制变迁(茅于轼生于1929年)的经济学家,数年来又一直致力于“扶贫济弱”,你说他不了解现实,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况且,有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时有类似“高论”。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片面地认为一个学者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公众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国内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倡言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既迎合时代的要求又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同时也与执政思维步调一致,自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但在当下,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经济学家从其自身学术角度或个体动机出发,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由此内部自然会产生分化。原来被视作“社会良心”的学者,现在站到了富豪阶层或权贵阶层的一边,也不值得奇怪。特别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出于维护市场化的初衷,有时候顾不上穷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的利益,更是在所难免。

  当然,要论证上面的想法很复杂。但我可以略举一二例子。比如,茅于轼先生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这话的意思是,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历史的规律,最终也只可能是缓解而不是彻底解决。张维迎先生也提过:“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厉以宁教授还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上述言论貌似正确,毕竟我们是在走出“大锅饭”而不是回到“铁饭碗”。但是,这些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成因,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恰恰是不自由竞争的后果。试问,明明起点不公平、过程不正义、竞争不充分,你却认为产生的结果符合历史规律,这不是选择性失明又是什么?

  此时,再去责备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学者们,恐怕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抛弃他们,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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