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众需要了解金融，而理论是灰色的，不如一本金融野史读起来痛快
● 跳出利益集团的框架，从经济决策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则会有新的观点。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经济行为
● 是否能够与主导国家合作谋求更长时间、更深层次、更多领域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对方的意愿，但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充当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者
去年，坊间流行几本关于国际金融阴谋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书，读来饶有趣味。
“金融阴谋论”者的世界观
政治、经济、安全问题之间有着严格的学术分野。爱谈论经济问题的政治学家、爱谈论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都不是本领域真正有见地的学者。在强调“安全”问题的半吊子经济专家面前，理性、逻辑、实证都没有意义。他们不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诚实的世界里，不相信人性中的善，只相信阴谋，只能睨着眼睛躲在暗处窥视这个朗朗乾坤。
“阴谋论”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实现、无法验证的世界观，非阴谋论者与阴谋论者很难对话。各领域都有阴谋论者，“‘9?11’是布什政府自编自演”等离奇观点在国外都不乏拥趸者。关于我们这个世界被一小撮金融阴谋分子操纵的说法由来已久。1903年，沙俄秘密警察捏造《犹太贤士议定书》一书，论证出存在某种“国际犹太金融阴谋”、“犹太银行家特性”，鼓吹犹太金融集团和拉比们正试图通过全球化手段控制世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声称犹太金融集团正试图将整个欧洲拖入战争。希特勒说：“如果他们想发动战争，我们就将毁灭他们。”后来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果然发动了战争，结果将他们推入焚尸炉也就顺理成章了。
眼下国内“金融阴谋论”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一，金融理论自身尚不完善，当前国内外金融领域存在一些复杂现象，不同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难以协调，有些问题理论上没有现成答案，于是江湖医生有了用武之地。其二，金融政策对公众现实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中存在焦躁、恐惧以及对监管当局的不信任情绪，一些人觉得自己弱势、被人控制、被人捉弄，阴谋论正好符合这部分人的心理暗示。其三，公众的金融知识匮乏，美国中央银行起源于私人银行、华尔街曾经和纳粹有过瓜葛等史实，大家听来很新鲜。公众需要了解金融，而理论是灰色的，不如一本金融野史读起来痛快；窥探到财富背后的罪恶、毛孔里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似乎也很开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阴谋论者最大的谈资，他们认为对冲基金经理是“金融恐怖主义分子”，攻击某国货币或金融市场的行为是“金融恐怖主义”行为，应绳之以法。笔者在此无意重弹关于危机之前东亚经济体自身缺陷的老调。我只提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泰铢出现明显贬值趋势时，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是否应追随市场潮流抛出泰铢（假如中国银行当时有泰铢交易的话），维护公司利益？中国银行抛出泰铢的行为必然加剧泰铢的贬值，这样一来中国银行是否也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从犯？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1998年对冲基金采取股市汇市套做的方法攻击港元，特区金融管理局在联交所大量接盘以维持大盘指数。当时市场跟风看跌风气甚浓，大量抛盘都来自本地投资者。是否应将这些投资者绳之以法？堂?吉珂德有个风车做敌人，金融反恐战争的发动者却没有，因为他们要与市场为敌。
跳出利益集团框架，从经济决策逻辑分析
人固然经常采取集团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但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问题，得不出多少有含义的结论。利益集团分析方法是阶级、阶层观点的琐碎化。阶级的观点是高度提炼的，整个社会被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经过阶层观点解剖后的社会是片状的，相互之间仍有高下之分。而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则是“块状的”：一个利益集团可能为不同阶级及阶层人士组成；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可以没有高下之分。军火厂工人和财团老板可能组成“军工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增加军费；沪深股市中的众多散户和投资银行家也会临时拼凑出“金融利益集团”反对提高印花税。
讲利益集团不如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就要坦然面对利益集团纷争的局面。我们自己对资本的仇视，也曾导致国家发展走了弯路。金融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举措，其原理与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并无二致。个别金融集团牟利的损人利己特征，也并不比军火生产商、肆意排放污染的化工厂更为恶劣。
利益集团的观点有时会使得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完全缺乏指向。比如，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考察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观点，将陷入对美国国内诸多因素孰强孰弱、合纵联横的论证中不能自拔。美国的进口商与本国生产商之间、消费者与意识形态偏执狂之间、“锈带”与农业区之间、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存在诸多观点，最终究竟哪个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人类智商无法完成的福利函数加总工作。
跳出利益集团的框架，从经济决策的基本逻辑进行分析，则会有新的观点。压迫人民币升值是典型的经济行为。美国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是因为当局认为，美元贬值带来的竞争力恢复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创造的财富经过贴现之后，大于当期由于贬值导致的贸易利益损失以及资产价格低估损失。未来创造的财富增量规模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调整能力。贴现率为多少，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偏好。利益集团的作用是支持某个人进入政府以改变行政当局的偏好，比如，华尔街出身的财长主张强势美元以维护金融集团的利益、底特律出身的财长主张弱势美元以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等。
如果中国经济决策的过程与美国类似，则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有关决策应基本遵循同样的逻辑。但是，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未来财富损失规模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社会上有人猜测，政府是根据“美国之所欲，必为我之所不欲”的原则简化决策，能不升值就不升值、能控制速度升值就控制升值速度。即便如此，也只能认为中美间存在关于汇率是否升值的“货币斗争”，而“货币战争”根本无从谈起。
与战争论者的期盼相反，中美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观点正在逐步接近，升值无助于逆差问题解决的观点已经被美国主流知识界和相当多的决策层人士所接受。人民币年度升值幅度加上通胀因素，要不了几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就能达到当初部分美国智库期盼的水平。
中美间在历次贸易纠纷中，为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在智力、意志，甚至是体力上都曾经激烈较量过。人民币升值与否的较量与之相比并无不同。美国曾经压迫日元升值，也曾压迫德国马克升值，人民币的升值路线与马克类似，仅此而已。到北京的毕业学生招聘会走走，到南方的劳动密集型工厂走走，到中西部中小城镇走走，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活生生的。与增长、就业相比，爬行升值引起的热钱问题、干预外汇市场引起的冲销困难及流动性过剩问题等，都是枝节。凡事都有利弊，取利去弊是人的愿望，但在利弊均沾、弊不可免的情况下，就要对利弊大小做客观比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就现阶段而言，经济增长过快总比增长过慢好；外汇储备太多总比太少好。这是大道理，不能糊涂。
中国需要美元，
美国也需要中国持有美元
虽然打一场货币战争的想法激动人心，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指出什么样的行为属于货币战争。我理解，也许他们指的是那些破坏对方国家货币五种基本职能的行为。金本位年代，禁止本国贵金属输出是交战国金融管制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破坏的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进入虚拟货币时代之后，伪造对方国家货币偷运到对方国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一点破坏的是敌国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职能）。在拉锯战中，高估本币价值、低估敌对方货币价值，利用战争间隙抢购物资，更是惯常做法（这一点破坏的是“流动手段”和“储藏手段”职能）。但这都是先有实实在在的战争，而后才将金融充作战争的辅助手段。
在和平年代，以破坏对方国家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为能事，挑起货币战争的行为还未曾听说（有流言说某国伪造美元是一个例外）。近来，损害对方国家货币“储藏手段”、“世界货币”职能的设想倒是不少，如抛出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等。这些做法将国家数十年的命运作赌注，是流氓无产者的破罐子破摔，是美国经济、美元即将垮台之际的“一锤子买卖”。
为什么要觊觎美元的全球地位呢？铸币税、强化本国财政及货币政策效果等好处，是美国为全球提供货币职能的副产品。鉴于全球货币地位对美国经济管理当局带来的麻烦，目前没有哪个经济体货币试图取美元而代之。每一种制度发展自身都蕴含着自我否定因素，国际金融制度也不例外。未来很多事情的发生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当前，中国需要美国，需要美元；美国也需要中国，需要中国持有美元。未来人民币即使实现了区域化，也需要美元作为人民币信用的背书，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美联储借助美元地位，采取周期性升值贬值、加息减息策略掠夺世界财富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以中国外汇储备为例，美联储加息减息的决策绝不会考虑其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一个政策手段、一项政策目标”的观点对美联储有很深影响，加息决策的主要参照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而不是美元汇率及资产价格。近年来，联邦基金利率与外国政府主要购买的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事实上也缺乏相关关系。至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说法更是缺乏基本常识。干预外汇市场是多数经济体外汇管理当局的基本职能，当局就是要买入贬值压力下的货币、抛出升值压力下的货币，做赔本买卖以平抑市场。
不能充当
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者
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空前复杂，货币政策独立性、爬行盯住的汇率制度（IMF认定的）、单向有效的资本项目管制三者间的冲突是症结所在。此矛盾是任何开放经济都无法回避的，仅靠国内体制调整无法解决。故此，金融政策设计还是要更加紧密围绕着实体经济的需要展开。货币政策的重点是反通胀，加息与否不能顾忌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不能考虑对美元的利率平价关系。汇率政策调整的依据仍然是升值对增长、出口部门的影响，如果有确实证据证明可以再快一些，或者再慢一些，则不妨尝试。短期内可能要放弃资本自由流动这一目标，严格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
总的来看，货币战争论者可能是好人，但不一定有用处。他们对国家并无恶意，想提个醒，怕国家被人欺负了，因此，还是应该捍卫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他们不大可能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造成影响，与之争论，倒是能普及国际金融基本知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隔一些年，关于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会出现一些危言耸听的东西，后来证明都是过眼烟云。关于中国威胁美国经济安全，美国国内也经常有人提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观点，最终也多是少数人自娱自乐。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旋律，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这些大的判断不能推倒。中国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下主要受益国家之一，是否能够与主导国家合作谋求更长时间、更深层次、更多领域的发展，固然主要取决于对方的意愿，但至少我们自己不能充当本轮全球化的终结者。相信决策层关于金融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问题有充分的研究，并且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不会动摇。
少一些战争思维，对大家都有好处。（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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