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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代表:最低工资不能变成农民工指导工资

  农民工代表拟联名建议政府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GDP增长和CPI浮动挂钩机制

  一边是省两会上首次出现农民工人大代表,积极代表珠三角的数千万农民工发出声音,争取更合理的劳动报酬和待遇;一边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部分企业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大幅度提升,备感压力,建议广东省出台细化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适当考虑保护企业经营者的利益。

  此次广东省两会上,由于新阶层代表的首次亮相出声,不同界别的代表和委员在建议上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观点碰撞,劳务工的钱袋子里装了多少银子?企业界的口袋里多掏出多少钱?在会场上引发了争议。


  “外来劳务工为珠三角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也应该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到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到首日,来自深圳的省农民工人大代表张志亚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在会上的建议忙碌,对于目前广东省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张志亚建议将“农民工的最低工资和城市GDP的增长、CPI浮动挂钩。”

  据了解,这份建议有望成为今年省两会期间首份提交大会的农民工人大代表建议。

  劳务工工资就高不就低

  “珠三角的外来劳务工在很多关注的问题上都有共性,我希望能够联合其他城市的几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大家一起提出一份建议。”张志亚告诉记者,自己当选省人大代表后特别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对农民工的工作、工资待遇及业余生活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工资待遇成了外来劳务工最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在深圳打工,每个月的收入就是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特区内850元,特区外750元。”

  张志亚表示,回收的4000多份调查问卷反映出目前很多地方已经把政府对劳务工最低工资的定价当成了给劳务工开工资的指导价,就低不就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务工福利待遇的改善很可能成为空话。

  农民工代表欲联合提建议

  到会场报到的第一天晚上,张志亚和深圳的另一位农民工代表魏小明一起,和来自广州的两位农民工代表马晓凤、贺翕云碰了头,几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对劳务工待遇都表示非常认同。

  目前,广深的四位人大代表已经初步达成意向,希望联合提出建议。张志亚表示,他们正在联系东莞、佛山的另外两名农民工人大代表,“希望他们也能参与和我们一起办这件事情”。

  最低工资应该和GDP增幅挂钩

  赞成派

  应该建立一个挂钩机制

  “GDP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这里面有珠三角几千万劳务工的贡献,当然应该让我们这些劳务工群体也分享到成果。”农民工代表张志亚表示。他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根据GDP和物价上涨的数值进行科学制定,应该有一个挂钩机制。”

  “劳务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一定要和经济发展相同步。”张志亚在建议中表示,虽然为了增加广大劳务工的经济收入,广东省目前基本上每年都会上调劳务工工资标准,据其统计,每次上调比例仅在5%左右,而和GDP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速相比,以及去年不断增高的CPI相比,这一增幅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等于说劳务工非但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成果,反而成为了物价上涨的受害群体。”在他看来,这种收入标准使得珠三角的劳务工生活水平多年来并没有相应提高,也是造成近年来广东省普工短缺的原因之一。

  反对派

  GDP降了最低工资也降吗?

  来自香港的企业界委员庄声源在昨日参加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表示:承认劳务工对GDP的贡献无可非议,但是劳务工的最低工资是否应该和GDP挂钩就值得商榷,“如果说工人工资要和GDP挂钩,那作为企业家来说,是不是GDP如果掉下去了,也可以降低工人的最低工资呢?”

  庄声源委员表示,将GDP的增长简单理解为劳务工的贡献也存在片面之处,他认为,从创造价值角度来说,高科技的产业行业对于GDP的贡献,远远要比单纯的劳动力产业贡献大。因此,庄声源委员表示,即使要提高工资,也应该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能简单地与GDP及物价增长挂钩。“比如说CPI上涨了,那企业同样也是CPI上涨的受害方啊,厂房租金、日常开支、原料购买都多了不少,如果要挂钩的话,企业方面的利益如何得到保护呢?”

  劳动合同法加重企业负担

  支持派

  企业负担太大,或加重失业

  在昨天的小组讨论中,一些来自港澳的政协委员就纷纷提出,新实行的劳动合同法不切实际,而且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省政协委员、广州黄振龙凉茶董事长黄富强就在小组讨论时发言称,新法的实施太突然了,他对此感到不知所措,为此他还打算向省政协递交相关提案,反映企业在新法实施中的困惑。

  “这几年员工工资不断在涨,但工人却越来越难招,而且签完两次合同,就得管到底了,节假日上班还得发三倍的工资,这对企业造成了很大压力。”黄富强认为此次新的劳动合同法照顾了工人的利益,却没有考虑企业的感受。黄富强无奈地表示,企业对新法都还不理解,还没做好准备,新法就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很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裁员,造成更多工人失业。

  反对派

  压力是企业相互压价造成的

  而同为港商的省政协委员、华嘉集团总经理庄成鑫却认为,新的劳动合同法前后通过了几次论证,想要改变已无可能,这也不会对企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的工厂就有2000多员工,只要管理好,让他们有归属感,是件好事,另外只要按时给员工缴纳各种保险,他们退休后也不用企业负担任何费用。我认为企业的压力,最关键在于产品供过于求,企业相互压价抢单造成的,和新法的实施没有任何关系。”

  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刚也认为,新的劳动合同法对工人有所倾斜,这是正常的,因为整个社会一直都是呈现资本强个人弱的局面,为什么这么多工人为了讨薪而跳楼、跳桥,都是这个原因。

  热点

  助学贷款高违约率吓退银行,有政协委员建议

  市场手段化解助学贷款问题

  助学贷款违约率高已经严重影响银行机构对助学贷款的放贷积极性。昨日十届广东政协经济组的分组讨论中,来自银行界的政协委员热议助学贷款问题。省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戴达年建议为助学贷款买保险,通过市场手段来化解助学贷款问题。

  “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做助学贷款”

  昨日在政协经济组的分组讨论中,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高的问题引发了委员们的高度关注。省政协委员、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贾祥森告诉记者,农行的助学贷款不良率比较高,超过20%,而且一些名牌大学的助学贷款违约率都很高。

  据了解,其他银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已经影响到银行助学贷款的积极性。贾祥森委员说:“现在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做大学生助学贷款。但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只好把银行招到一起,给银行财政贴息,但银行都怕中标。有的银行甚至中标了都不愿意履行。”

  无奈曝光违约学生和学校

  去年11月,农业银行通过媒体刊登催缴国家助学贷款欠款公告,公开了华南农业大学等22所高校535名欠款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欠等个人信息,并要求欠款学生限期还清欠款。

  贾祥森昨日表示,银行压力也很大,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对储户负责。“教育贷款可以不赢利、不赚钱,但必须保证按时还贷。这方面教育部门有责任,学校有责任,贷款学生也有责任,需要多部门统筹解决。”

  贾祥森指出,目前农业银行已经决定延长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以缓冲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带来的还款压力。“毕业就还款也不现实,但必须要建立个人征信系统,不能找不着人,只要跟我们联系,就不曝光了。”

  建议为助学贷款买份保险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戴达年昨日建议为助学贷款购买保险,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目前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积极性不高的困境。

  据了解,目前政府部门会为发放助学贷款的银行提供理赔资金,用于补偿助学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但这笔钱毕竟有限,建议用一部分去为助学贷款买保险,比如为每一份助学贷款投8%的保险,如果学生出现因就业问题或家庭困难无法偿还,就由保险公司赔付。而保险公司在更大规模的业务中获得利益,从而建立起助学贷款的保险机制。”同时调动高校对助学贷款的管理积极性,对高校因为管理好而节省下来的贷款补偿资金归高校所有。(记者王卫国)(来源:南方都市报 统筹:记者王莹 采写:记者 王莹 游星宇) (来源:南方网)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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