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马洪同志

　　2007年，对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说，一件令人伤感的事就是它的创始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走了。他走得虽然不像孙尚清同志那样匆忙，但仍然让人感到突然和惋惜，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属于发展中心“年轻的老同志”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学术上：自学成才，成绩卓著

　　最初引起我在众多经济学家中特别注意到马洪这个名字，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还在上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殷教授。闲聊中殷教授告诉我说，他这次回国来已经去了许多书店，一直在寻找由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上、下册）一书，可总也找不到。作为学国民经济专业的学生、又经常去逛书店的我，自然已经有了这本书，所以我就十分爽快地告诉殷教授，我可以把我手中的这本书先送给他，然后我再慢慢到书店去找，反正我在国内，有的是时间来寻找。殷教授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一边连连道谢，一边告诉我说，“在国外，人们都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用数字说话的经济类著作。”

　　将书送给殷教授以后我开始后悔了，因为我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大书店却再也找不到这本书了，原来它早就脱销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才因工作之便从该书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本样书，总算了以心愿。

　　再后来，在我当上了孙尚清同志的秘书以后才从孙老师的口中了解到这部书的写作背景。原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经济专家和学者，共分成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技术引进研究小组和经济理论与方法研究小组等四个调查组，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研。马洪同志是经济结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调研工作完成以后，马洪同志便和孙尚清同志一起将此次调研成果中能够公开的部分编辑出版了这本书。难怪此书一上市便脱销，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经济类畅销书。

　　1983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马洪同志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我虽然与马洪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因为工作关系，他当时领导的一些重大课题大都有孙尚清同志参加，所以有关的研究成果我总是能够先睹为快。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2000年中国》和《新技术革命》两个重大课题。这些后来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政策咨询的角度来看，至今仍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

　　后来，在祝贺马洪同志80岁生日的学术纪念会上，当我了解到马洪同志原来是自学成才的，根本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时，我对马老更是肃然起敬。

　　工作上：不揽权，不专权

　　1985年，马洪同志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职务，专任经过合并重组后正式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但是，无论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院长期间，还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总干事期间，马洪同志虽然位高权重，却从不揽权、更不专权。

　　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曾经有过一个很长的名字（全称叫做“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而且其内设司局级机构的名称统统叫做“组”；当时中心领导的职务也叫做“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而各组的司局级领导叫做“组长”。总之，和一般的行政机构不大一样。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孙尚清同志，孙老师答复我说，那是为了减少行政色彩，因为马洪同志不愿意给人以揽权的印象。

　　马洪同志不喜欢揽权，专心致志地做好学术研究或政策咨询研究及科研组织工作。无论是在社科院期间，还是在发展中心期间，都时常有一些地方社科院或省市发展中心的同志，为了加强与中国社科院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系，希望与中国社科院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立“上下级直接领导关系”。每逢遇到这种情况，马洪同志都总是谦虚地说：“不、不、不，我们是兄弟关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马洪同志不仅不喜欢揽权，而且也不喜欢专权。他在担任发展中心一把手期间，无论大事小事，要么由发展中心的党组会来决定，要么由“常务干事会”来决定，从不个人独断。无论是在中心的决策会议上，还是在学术研讨会上，马洪同志都总是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哪怕你仅仅是一个年轻人，只要提出的意见合理，也会得到重视。以至于孙尚清同志有时曾私下跟我抱怨说，“马洪同志就是耳根子太软。”

　　对领导：坚持真理，直言上谏

　　1985年，孙尚清同志跟随马洪同志调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孙尚清的秘书，我也跟随孙尚清同志调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以说，我也算是马洪同志间接从社科院“带来”的。

　　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后，我对马洪同志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和接触。总的印象是，马洪同志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处事格外谨慎小心，但是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或政策问题上，只要是他看准了的事情，他一定会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上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一些年轻的专家学者宣传通货膨胀无害论，时任中央领导的赵紫阳同志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上也是摇摆不定。在这种背景下，马洪同志于1987年4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发言，提出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强调要控制通货膨胀。没想到，马洪的发言引得赵紫阳大发雷霆，赵当着中央各部委领导的面把马洪同志狠批了一通。事后，已经60多岁的马洪同志还为此掉了眼泪。但是，后来的实践很快就证明了马洪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一年以后，赵紫阳在与薛暮桥、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谈话时表示承认“最近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但为时已晚，迅速攀升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改革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1989年开始，中国经济从过热进入了低谷，宏观经济政策从抑制过热转向了启动经济。到1991年底，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对外公开宣布了20多条措施，其中之一是要继续下调利率。此时，马洪同志指示我所在的宏观部对此问题进行调研。马洪同志在布置任务时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管上面是怎么说的，一定要根据你们自己的调查研究，拿出你们自己的意见来。

　　根据马洪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走访了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走访了企业和商店。经过紧张的调研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正处于新的一轮大起之前夕”，因此建议“当前利率以不调为宜”。这份报告很快就被马洪同志送到上面去了，并且当时的利率也的确没有再做进一步下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果然迅速升温。根据这一情况，我于10月初主动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为了预防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应当对宏观经济进行“早期微调”。就是早点动手，但是用微调的方法，比如用提高利率等市场化的调节手段。这份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马洪同志手里，马洪同志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一直修改到最后一句。看到马洪同志所做的详尽的修改，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这份报告在发展中心内部刊物《择要》上刊登之后得到了发展中心内部包括徐雪寒、吴敬琏在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好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凝聚了马洪同志的一份心血！

　　对部下：真心呵护，热情鼓励

　　作为马洪同志的部下，从社科院到发展中心，前前后后数十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即使在“左风”甚嚣尘上的时候，马洪同志都从来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也从不整人。相反，对于部下，尤其是年轻同志，马洪同志不仅从不斥责他们，而且还会备加呵护，热情鼓励。

　　1992年末，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感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面临许多重大课题，需要及早进行研究。于是，根据自己对于计划经济的了解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撰写了一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研究报告。马洪同志看到之后，不仅很快批示上报中央，而且还亲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的内容我至今历历在目。马洪同志在推荐信中写道：“这是我中心一位年轻人写的，很有些见地……”之后，马洪同志还在年底召开的发展中心干部会上建议各研究部参阅该报告拟订下一年度的课题计划。其实，我那时只不过是发展中心一名年轻的助理研究员，甚至连副研都还不是，但却受到马洪同志如此厚爱，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1993年，当时学术界正在争论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优先模式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优先模式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种很强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优先模式要优于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优先模式。一天，马洪同志把我叫到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要我汇报财政金融形势。当汇报完财政金融形势以后，我斗胆地向马洪同志坦言道：我认为，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财政金融问题，但在深层次上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我说，从现在看，我们国家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短期看占了便宜；但是从长期看，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的话，我们将来可能会要吃大亏……。说完这番话后，我原本以为马洪同志可能会把我批一通，至少也会斥责几句。没想到马洪同志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道：“小魏啊，你说的这些观点我都很赞成！但是，咱们能不能够换一个说法，比如说‘行政体制改革’？……”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慢慢地体会到马洪同志说此番话是何等的用心良苦！

　　对同事：君子之交，情深义重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孙尚清同志与马洪同志共事和合作了二十年的时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官场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1976年，受于光远同志委托，马洪和孙尚清同志一起赴大庆进行实地调研，从经济理论上对大庆经验进行总结，并共同撰写了《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一书。这本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他们的首次合作。

　　1978年，马洪和孙尚清同志共同参加由袁宝华同志组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并一起撰写访日考察报告。这是我国“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访日经济代表团，所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有关考察报告也上报给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

　　1979年，马洪和孙尚清同志一起参与和组织实施了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牵头的经济结构调研活动，并共同主编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该书赢得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一致好评。

　　20世纪80年代初，孙尚清同志配合马洪同志组织了《2000年中国》的重大课题研究工作。该课题不仅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6年，在谷牧同志的领导下，马洪和孙尚清同志一起负责组织实施了历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条重要沟通管道。

　　从1990年到1996年，马洪和孙尚清同志共同主编了历年的《（上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与（下年）经济形势展望》系列丛书（俗称“经济白皮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外，马洪和孙尚清两人共同组织、参与的重大课题、共同主编撰写的著作、报告还有很多。在工作上两人更是相互配合，亲密无间。

　　2000年，孙尚清同志去世4年以后，为纪念孙尚清同志诞辰70周年，我们几个当年给孙尚清同志做过秘书的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纪念会。会前，我去邀请马洪同志参会。当年事已高的马洪同志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亲自到会做了令人感动的发言。后来，我们把与会专家的发言编辑成纪念文集，我去邀请马洪同志担任主编，马洪同志欣然表示同意，并跟我一起回忆起了他与孙尚清同志在一起时的许多往事和他们之间的友谊……

　　结束语

　　令人崇敬的马洪同志走了。有人说，这对于国务院发展中心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可是我却真诚地希望马洪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传承下来，传承下去，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