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

　　-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