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王守荣:极端气候何以困扰中国

　　极端气候何以困扰中国

　　??专访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王守荣 本刊记者 齐介仑

　　按语：2008年初的中国南方暴雪，将一种新的现象展示给世人，这就是极端气候现象。气象专家以大量事实和数据告诉我们，袭扰了中国的极端气候，也正在困扰全球。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亲自关注和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08年2月1日，周五，中国气象局科技大楼贵宾厅。

　　秘书引领记者落座。片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王守荣满面微笑地走过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头发稀疏，一身西装，身高约170厘米，语气和缓但抑扬顿挫，说话开门见山。就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大陆近年来极端的气候现象，以及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所担当的角色，王守荣接受了《财经文摘》的独家专访。

　　历史上的极端气候现象

　　《财经文摘》：首先，何谓极端气候现象？极端二字该如何定义、如何区分？

　　王守荣：从其本质上看，气候的定义与某种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有关。当某地天气气候状态严重偏离其平均态时，就可以认为是不易发生的事件。在统计意义上，不容易发生的事件就可以称为极端事件。

　　目前在气候极值变化研究中，国际上最多见的是采用某个百分位值作为极端值的阈（指界限或范围，音）值，超过这个阈值被认为是极值，该事件即可被认为是极端事件。一般来讲，这个阈值取为10%。

　　干旱、洪涝、高温热浪和低温冷害等事件，都可以看成极端气候事件。某一地区的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在另一地区可能是正常的。

　　平均气候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对极端事件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以及强度的概率分布，产生巨大影响。许多重要的气候影响不是取决于平均值的变化，而是取决于一些超出正常变化范围的罕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极端气候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但对人类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很大。

　　《财经文摘》：纵观中国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发生极端气候现象的比例如何？该变化趋势呈现一个怎样的波动曲线？

　　王守荣：历史时期（仪器观测记录以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以依据各类古气候代用记录来识别。至今，历史时期极端事件的划分标准以及如何由代用资料来确定的问题，尚亟待研究。下面论及的历史极端事件，为历史时期出现过的重大气候异常事件。

　　这些历史极端事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记录所建立的代用气候序列，并参照历史气候的实况复原结果和用历史文献记录做出的定量推断值来认定，有些事件还可用其他代用资料，如树木年轮和冰芯的记录予以佐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事件的严重程度超过现代（最近100年、50年）的极端个例。

　　《财经文摘》：中国历史上最为密集且最值得关注的极端气候现象主要有哪些？呈现怎样的地域分布特征？

　　王守荣：这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极端寒冷事件和高温事件。中国历史上的严冬极端低温寒害事件，屡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严寒的标志是冬季强寒潮活动频繁，广大地区出现异常寒冷的记录，如井水结冰、大范围的竹木冻死、果树种植业遭受毁灭性的冻害、罕见冰雪的南岭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霜冻为害等。

　　这些寒冷情景在20世纪未曾出现过。虽然严冬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气候寒冷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或不同的冷暖气候阶段，均有发生。

　　关于历史高温事件，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得到最近一千年间中国典型炎夏事件19例。其中，1743年华北的炎夏，是15－19世纪最极端的高温事件。

　　历史干旱/雨涝事件。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大范围的持续时间3年以上的严重干旱事件，它们分别出现于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和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极端干旱个例发生在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

　　各干旱事例中，以1637-1643年的干旱事件（通常又称崇祯大旱）持续时间最长；以1585－1590年干旱地域最广，且地域分布变化最大，前期北旱南涝转变为后期北涝南旱；以1876－1878年为北方大旱的典型，旱区中心的山西南部二百余日无透雨；以1785年为长江中下游干旱之典型??“太湖水涸百余里，湖底掘得独木舟”；以989－990年为中原地区干旱之典型，1989年开封地区的年降水量仅190mm，比常年减少7成以上。

　　历史时期有过严重的雨涝灾害事件，或为流域性的，或跨流域甚至多流域齐发生的，或雨期长且强度大，或雨期虽不长而强度却特大，成灾严重的。

　　有同一地域连年多雨的，如1569－1670年，华北地区持续大雨，造成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大水灾，黄、淮流域5省受灾；有全国大范围多雨，同一年内先后有华南、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久雨成灾，如1794年的情形。一些个例的天气气候特点，与现代实例相类似，如1823年长江流域为主的大范围多雨，类似于1954年的情形。

　　沙尘暴。历史时期的沙尘暴现象，有着相对频发时期。据史料记载，给出公元300年以来的“雨土年”频数曲线，可见近千年间其频发时期大约有五个，即1060－1090年，1160－1270年，1470－1560年，1610－1700年，1820－1890年。

　　历史时期沙尘暴事件的实况复原结果，可与现代的记录做对比，如1980年4月17－20日的一次强沙尘暴过程，与历史重大事件相比，乃属较轻的一种。

　　《财经文摘》：依据您的理解，这些极端事件发生的机理是否在变化？大致有多少可供关联的因素？

　　王守荣：这些极端事件发生，可供关联的因素有：大气本身的自我调节，大气成分的变化，下垫面（陆地、海洋）等的温度变化，地表本身的特征（粗糙度、反照率等）变化，太阳活动、火山活动，海洋环流的变化，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影响的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贡献大小可能不同，其更深入的机理研究尚待进行。

　　全球变暖下中国的角色

　　《财经文摘》：在全球变暖的国际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思索经济与环境间的关系，并开始有步骤地增进国际合作。依据您的推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分别面临怎样独特而艰巨的挑战？

　　王守荣：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它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相对较低。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我们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要坚持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气候变化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发展中解决。我们要坚持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目标。

　　同时，应该积极加强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和讨论，推动在公约机制下国际应对措施的达成。中国政府主张，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应该综合考虑减缓、适应和发展的协调关系，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财经文摘》：这其中，中国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守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亲自关注和领导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按照科学发展观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战略指导方针。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财经文摘》：很多人关心，气候变暖对全球尤其是对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产生哪些显著影响，带来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将对人类生活方式亦产生影响？

　　王守荣：气候变暖将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对防灾减灾提出挑战。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可能增加，强度可能增强，因而引发更加极端的气象灾害。中国目前抵御极端气象灾害的风险能力总体上较弱，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影响经济安全。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业、水资源和能源等重大国计民生领域的影响。

　　农业可能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许多地区作物减产，粮食安全受到威胁。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产量波动幅度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发生变化，病虫害加重，生产成本和投资进一步增加。

　　水资源问题日益严峻。1950年以来，中国六大江河的径流量减少，北方部分河流发生断流，地下水资源锐减。同时，局部地区洪涝灾害频繁发生，洪灾损失日趋严重。未来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可能会加剧。

　　能源保障面临巨大压力。

　　此外，气候变化还影响到生态安全、军事安全、重大工程安全，并对沿海地区构成威胁，还威胁到人类健康。

　　《财经文摘》：那么，该采取何种措施消除其负面影响？换言之，有无此可能？

　　王守荣：总体上看，未来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其中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因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和重大问题之一。

　　采取适应性措施，可以减轻气候与环境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减缓措施，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可在源头上减缓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速率和程度。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综合考虑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协同作用，以权衡取舍。

　　极端气候不是孤立现象

　　《财经文摘》：在过去的三两年时间里，重庆、四川等地相继发生干旱、水涝等灾害性气候现象。对此，已有学者撰文指出，人为因素、人类活动为造成此征候的根本原因，尤以大江大河的改造为要。您对此如何分析？

　　王守荣：重庆、四川的干旱、水涝等灾害性天气，是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正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某些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北半球中高纬度陆地地区的极端冷事件（如降温、霜冻）逐渐减少，而极端暖事件（如高温、热浪）的发生频率明显增加。2003年夏季，欧洲大部地区遭受高温热浪袭击，造成3万多人死亡。2005年，号称世界“绿肺”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也遭受了6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而上述地区近年来并没有大规模的人工筑坝工程。

　　因此，从全球来看，重庆、四川的极端高温干旱、洪涝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的表现之一。

　　另外，重庆地区是中国长江流域著名的“火炉”，是高温伏旱的主要频发区之一。中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包括重庆、四川等都属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高温干旱的易发区。地形对重庆气候有较大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近两三年重庆的极端高温干旱事件并不是最极端的，这是由重庆自身典型气候特征所决定。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三峡大坝，高温干旱对于重庆也是常见的。此外，四川、重庆极端气候事件的出现，与下垫面热状况和大气环流异常特征密切相关。

　　《财经文摘》：从国际上的江河工程经验看，特大型水库的建设是否会影响周边环境和气候变化？抑或仅仅略有关联，还是说并无实质联系？

　　王守荣：国际社会在特大型水库的生态和环境影响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一般认为，水库的建成蓄水对大范围气候的影响并不明显。

　　例如，位于巴西和巴拉圭两国交界的伊泰普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与中国三峡库区的气候和环境类似。对伊泰普水文站在水库建成（1984年）前后的监测数据分析表明，水库周围的年均温度和空气相对湿度都增加很少，兴建水库并未引起库区周边地区的气候发生任何趋势性的变化。

　　埃及境内的阿斯旺水库（1967年建成）是非洲最大的水库。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该水库未对附近地区的气候和大气环流产生明显的影响。

　　三峡水库是一个典型的河道型水库，虽然对周围地区的小气候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影响范围不大。

　　该水库对气温的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不超过400米，两岸水平方向不超过2公里，年平均气温增加幅度只有0.2℃左右，夏季月平均气温可降低0.9－1.2℃。三峡库区春、夏、秋三季相对湿度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水库流域内的年均降水量约增加３毫米左右（仅0.3％）。水库附近范围内降水的时空分布略有变化，但影响范围仅涉及库周几公里至十几公里。

　　三峡水库自2003年6月蓄水以来，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大坝建立之后，是否会对周边气候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利用高分辨率的区域气候模式，研究由三峡水库蓄水造成的陆面状况改变对周边气候的可能影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国内外目前都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其结果都表明，三峡水库的建设，不会对周边区域气候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还会改善周边的气候特征。

　　此外，在三峡工程建设开始之时，中国就启动了“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工程”，经过多年的监测观察，并没有发现三峡库区蓄水量的变化对气候造成明显的影响。

　　《财经文摘》 ：这是否意味着，三峡水库蓄水并未对重庆、四川等地造成异常天气和气候变化？

　　王守荣：造成近两三年重庆、四川干旱和洪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气候系统内部自然变化的结果，既与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增加有关，也与大气环流、下垫面热状况的异常有关。三峡水库蓄水，仅对局部地区的气候产生很小的影响，影响范围最大不超过10公里。

　　需要说明的是，重大工程建设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比较复杂。一些工程建设在一段时期以后，必然会对天气气候带来影响，天气气候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对工程本身的运行和发挥效益产生影响，这些都需要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各级政府有关有重大工程建设的决策，仍然必须关注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因素。

　　全国极端气候现象增多

　　《财经文摘》：除却四川等地，全国其他地区亦出现不同程度、不同表现方式的气候特征，该如何认识以及如何应对这些现象？此番现象是否有大爆发的可能？

　　王守荣：近100年来，中国年地表平均气温明显增加，升温幅度约为0.5℃至0.8℃。随着全球气候变暖，2007年，中国气温继续升高，全国年平均气温为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也是连续第十一年高于常年。从1986/1987年冬季开始，中国已连续经历了22个“暖冬”。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

　　极端降水事件趋多、趋强。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极端降水量比例趋于增大。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年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都趋于增加，江淮流域暴雨洪涝事件发生频率增加。

　　中国北方干旱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华北地区近20多年来，干旱形势不断加剧，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更是连年出现大旱，不少地区连续五六年遭遇干旱。

　　夏季高温热浪也增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最高温度大于35℃的高温日数显著增多。

　　在刚刚过去的2007 年，中国部分地区气候异常，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气象灾害多发、并发。总体上看，全年干旱面积偏大，暴雨洪涝损失重，城市内涝频发，雷击灾害伤亡多，气候年景属中等偏差。

　　夏季，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洪涝；北方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秋雨，并发生大范围春旱；东北出现严重夏伏旱；江南、华南遭遇严重高温伏旱和50年一遇特大秋旱。同时，热带气流登陆增多，强台风“圣帕”、“韦帕”和“罗莎”，给南方多省带来严重损失

　　对这些极端现象的出现，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不要恐慌。可以采取适应性措施，来减轻气候与环境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减缓措施，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速率和程度。加上自然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所谓此番现象大爆发的可能性基本不会出现。

　　《财经文摘》：对于极端气候现象，该如何预防及应对民众的潜在恐慌心态？依据您的分析，极端气候现象是否存在根治的可能性？

　　王守荣：对于民众来说，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极端气候事件，既要高度重视防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不应过于恐慌。要多看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多了解一些安全保护常识，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出现，包含人为的因素，但也是一种基本的自然现象，根治是不可能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下，首先应当树立科学的态度，高度重视防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同时，提高全社会防御和减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灾害的能力，必须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

　　《财经文摘》：在应对极端气候现象方面，政府的责任该如何体现？应如何加强国际战略合作？

　　王守荣：第一，要完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气象灾害预警和灾害应急体系。

　　中国气象灾害的种类比较多，对国家安全有严重影响的重大或突发性气象灾害，主要有台风、暴雨洪涝、干旱等。

　　首先要建立健全重大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组建重大突发性气象灾害应急机构，提高对各地发生灾情的快速、联动气象应急能力。

　　其次要建立重大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不断提高重大气象灾害的预报预测能力。同时，要完善重大气象灾害预警发布体系，让广大农（牧、渔）民更及时、更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气象信息和服务。

　　第二，要以人为本，进行科学预防和救援工作。加强对弱势群体应对气象灾害的社会救助，保障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科学调度，保障能源和水资源安全。

　　第三，要加大气象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异常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强度偏强。各级气象部门在做好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服务的同时，要加大气象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特别要做好台风、雷电、暴雨、强对流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危害的科普宣传，不仅要让民众看懂、读懂，认识重大灾害性天气的危害，而且要以直观形象、贴近生活、科学实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宣传，还得向民众普及防灾避灾的措施。

　　《财经文摘》：应如何加强国际战略合作？

　　王守荣：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国际合作十分重要。国际社会应共享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信息和防灾减灾经验，加强人员、技术交流。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受气候变暖影响最重的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在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强度和频率都将增加，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适应能力很弱。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的责任，应加快履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义务，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提高应对能力。 （本文经中国气象局科技司气候变化处处长高云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