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

　　2008年3月20日，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会暨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举行。搜狐财经频道对此次讨论会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以下为嘉宾的精彩观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姚洋：本来我是想回应一下李稻葵关于政协的看法，跟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刚才王小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的发言刚好做一个铺垫，我非常赞成李稻葵对我们政协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看中国的问题看得多一些，对中国正面的事情看得少一些，所以我们不光要总结经济成长的经验，其实我们在政治这分析也做出了对世界整个民主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否则不可想象，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坏的政治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当然不是说政协里面没有问题，也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国家都在两个极端中间要寻找一个平衡，一个极端就是集权，政治上的集权。另一个极端是，我叫它极端的民粹主义民主。你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摆动，拉美不用说，你看南亚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清楚的，我刚从菲律宾回来，去过两次时间都很短，关在旅馆里面，这一次接触了一些年轻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几乎所有的学者在菲律宾的，他们都说，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我说腐败，这是任何国家都有腐败问题，他们说一个笑话，说一个菲律宾的议员到美国的议员家做客，说你们家房子真好，美国的议员拉他到窗户边上，说你看到下面河上的桥了吗？我这个房子是那个桥的20%，美国的议员跑到菲律宾的议员家里去，说这个房子简直是宫殿，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拉到窗户边上，那个河上的桥就是这个宫殿，但是没有钱，都被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笑)。所以民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殖民者留下来的，强加的，我不说民主不好，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路径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殖民者下来的这些东西以后，忘记了一个条件，社会条件远没有成熟，我们看一下全世界主要的大国，在民主之前都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民主意味着不能搞阶级斗争，要调和，所以这很困难。

    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索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如果拿1000年的历史尺度来看，整个世界都在走这一条路，从封建专制向民主转变，民主是人类新的文化，我们还没有采纳，有人说我们未来的21世纪的文化，新文化的希望在东亚，那是胡扯，首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民主的文化，如果拿这个大的尺度来看，中国是在大的民主化的进程里面，我们并不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落后，只不过我们走了另一条道路，这个我们怎么去总结，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我觉得李稻葵说得非常好，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要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政府基本上做到了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么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府，要么极端的集权政府的一个对照，我叫它中性的政府，在中性的政府之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里我也想沿着这个王小鲁的话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就足够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制度都是最好的制度？刚才我说了，民主是我们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之中，所以我非常赞成王小鲁的看法，我们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走？我们现在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一个好事，过去30年，由于这个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弱点是逐渐显示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的摩擦问题，还有环境问题，还有政府行为的扭曲问题，由于你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看仇和到了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像，那不可想像，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好不容易是最后一块净土，他如果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我们不是把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放在最根本的追求上。

    再往下说了，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拿着增长作为我们合法性的来源，只要我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继续执政，但不见得，弦绷得太紧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断掉，说回来我们搞民主化建设，其实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有利得多，我跟印度人去谈，当然我是站在中国人这一方面有一些辩护的成分，但是印度人往往把我问住。他说你们中国搞民主的条件远比我们印度好得多，你们基本上是单一的民族，你们有一场社会革命，你们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你们为什么不搞民主？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小鲁共鸣一下，具体怎么走？并不是说我们一夜之间把西方的民主搬过来，但是这个方向是我们要去探索，要扩大民主的参与度，从现在开始我们放眼未来10年、20年，我们才能有准备，为民主化的到来做准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