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还是“消费者”？

    大众报纸的兴起曾让马修?阿诺德这样的文化批评家义愤填膺，他说，“新新闻业”是“轻浮和愚蠢之物”。而尼采更是鄙夷不屑：“乌合之众呕吐出他们的胆汁，还将称之为报纸。”

　　1843年，英国《世界新闻》的第一版刊登了一个故事，题目是《一桩离奇的麻醉和暴力案》。

　　在维多利亚中期，记者们都是戴着圆顶大礼帽的绅士。关注政治争论和分析时代问题的《泰晤士报》堪称严肃新闻的标杆。然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泰晤士报》的新闻风格遭到了来自大众报纸的挑战。那些新兴的星期日报纸的记者们，开始不知疲倦地为谋杀、处决、抢劫、私奔及其他生活琐事忙活。《每日电讯报》走在新潮流的前列，这份售价仅为1便士的星期日报纸，头版头条主要是犯罪和性，如《狂暴袭击女性》、《伯明翰意外发现男女同体》。

　　面向“全新的从不看周刊和月刊的公众”和“公共马车顶上坐着的男人们”的星期日报纸成为了大买卖。1896年，后来成为诺斯克利夫勋爵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创办了《每日邮报》，它的内容为小特辑、冒险和通俗故事，以及读者来信组成，此外还一个特色内容：犯罪故事。这份报问世不到4年，发行量就达到了98.9万，促使其他人纷纷仿效。这就是被《英国大众传播史：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的作者凯文?威廉姆斯称之为“诺斯克利夫革命”的报纸转向，面向低端市场、大规模发行的小报与面向高端市场的、小规模发行的精英式大开幅印刷的报纸开始分化。

　　报纸也不再是编辑主导，而成为了实业家与投资家的王国。办报门槛显著提高，在19世纪30年代，有人仅花了30英镑就办了一份报纸，而《每日邮报》的资本成本大约是60万英镑。诺斯科利夫革命要求报纸成为盈利机器，于是，广告成为了报业经济结构的核心。由于报纸的高发行量及低售价，当时全国性日报大约有3/4的收入来自广告。

　　在诺斯克里夫的时代，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激进政治运动走向了衰落，英国成为了一个“公民国家”。尽管大众报纸的内容让文化批评家们不屑一顾，但基本上还是符合职员、店主和技术工人等新公民的品味。此外，新闻业中还产生了一股倡导社会责任感和斗争精神的力量。《佩尔美尔街日报》的创办者史泰德是其中代表。这个曾因揭露伦敦雏妓现象入狱的新闻斗士，将新闻从业人员比作“受教育的民主的无冕之王”，而将出版比作“民主的声音”、“社会改革的发动机”和“博爱的使徒”。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众报纸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报纸为了赢得大规模的异质的公民受众，开始在党派政治与各阶级读者中寻找内容平衡。如此一来，“新闻中立”的理念更像是一种市场需要。

　　二战以后，英国报纸市场基本上被一些二战期间崛起的报业集团所主宰，而国际传媒集团开始越过了国界。1969年，鲁铂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击败了英国同行，收购了《太阳报》。此后，默多克势如破竹，将《世界新闻》、《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今日》等都被他收归旗下。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每3份日报和星期日报纸中，就有一份是默多克的报纸。自那以后，英国的大众报刊不断地减少专门论述政治的内容，公共事务方面的新闻甚至比体育新闻还要少。记者们不禁哀叹，严肃的新闻业已经被“默多克主义”所劫持。

　　话语权膨胀的诺斯克利夫勋爵曾热情地争取英国议会议员的席位，但默多克不一样，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托拉斯主义者和“右翼思想家”。这个美国籍的澳大利亚移民有足够的能力在全球各地调配资本，他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大手笔收购使旗下的传媒财富呈几何级暴增，他唯一关心的问题看起来只是生意。“商业化正在改变大众传媒与其受众的关系：我们再也不被视为公民了，而是被看成消费者。对于消费主义的更加重视，意味着大众传播系统正在成为英国政治和文化民主的威胁。”凯文?威廉姆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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