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平衡木"

　　本报记者 蒋云翔 王露

　　"就目前的情况,今年GDP增长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略高于8%,通胀也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上坦言,"稳定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是所有货币当局考虑的平衡点。

　　然而,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的CPI 指数,使得今年抑制通胀难度增大。易纲并未就"可以接受的水平"提出具体数字。

　　从紧货币政策考虑了次贷因素

　　今年2月份,CPI曾创下8.7%的12年历史新高。易纲表示,目前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主要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

　　之前,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见底的情况下,应该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防止过分紧缩带来经济的"硬着陆"。

　　鉴于此,易纲称,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考虑到了次贷危机的冲击,"次贷危机是一个外部的冲击,权衡国际的形势以后,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既定方针。"

　　但他同时表示,将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调整执行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实际上适度是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

　　2007年,央行连续十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六次加息。但通胀水平却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越攀越高。

　　针对此局势,易纲向本报记者解释,"通胀的成因比较复杂,有些因素是国际因素,比如石油涨价、美元疲软。"

　　而"中国又是一个开放经济,石油、大豆等都依赖进口",他继续说道,"这些是中国货币当局不一定能完全控制的。"

　　除此之外,"美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中国控制热钱涌入难度加大,"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署理院长郑国汉向本报记者指出了这个难控制的国际因素。

　　尽管如此,通胀里的国内因素,"从紧货币政策能够尽量把国内部分控制的好一些,这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工作,"易纲总结说,"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中负有重要责任,并且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了用从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需求,"更重要是要有微观政策来保证供应,"郑国汉表示,"因为此轮通胀主要是内部供应出现问题。"

　　央行救助的两个难题

　　实际上,在大洋彼岸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仅使中国遭遇了宏观调控的难题,更值得深入思索的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监管者该如何借鉴经验。

　　在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要发挥重要作用。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频频出手,调低基准利息,利率从5.25%一路降到2.25%,同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先后注入七八千亿美元,并在近期支持摩根大通收购濒临破产的贝尔斯登。

　　易纲表示,货币当局采取稳定市场的措施,要不断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这是货币当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

　　之前,英格兰银行、美联储他们在对待这个事前后的态度和各种的表态,和救助的及时性,还有救助的方法方面有一些不一致。易纲认为,所有这些不一致,实际上都可以归纳为一方面要防止危机的扩散,一方面要防止不负责任扩张和依赖政府的道德风险。

　　易纲认为,货币当局在稳定措施中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果货币当局介入的太多,接受许多有问题的资产做抵押品,实际上是影响了这些资产在市场上的价格发现,使得这个市场调整期会延长,暂时掩盖了这些问题,使得价格发现和市场的出清会减慢。同样的道理,如果货币当局进行干预,也会影响对机构的价格发现。

　　近期,美联储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刚披露是收购价格仅2亿美元,后来又提高到10亿美元。一个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值多少钱,这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易纲认为,这实际上反映出货币当局的干预,使得市场出现了市场难以出清的困境。

　　"怎么样既能够防止危机的扩散,又防范道德风险,又能够最大效率的保护市场价格发现,市场出清的市场功能,这是货币当局应该思考的。"易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