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中国改革30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编者按：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刊将开辟专栏，陆续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进行回顾、思考与展望，以飨读者。

　　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20周年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而今,又过去10年。

　　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现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满变数。我们用30年时间使得中国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滞状态，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贫困人口数大幅减少；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

　　值此改革开放30年之际，《小康》杂志对话吴敬琏先生，畅谈成败得失，展望改革未来。

　　三个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是一个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阶段，这30年您个人的经历与改革紧紧相联，其间值得注目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吴敬琏：回顾30年，我个人认为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有三个：

　　一是1984年明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经济改革制度目标的确定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

　　二是1994年根据“整体推进”方针开始进行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和战略性调整，也为后续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启动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三是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以及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构筑了微观基础。这突出地表现为率先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迅猛发展。

　　危机感来自何处

　　《小康》：您说过，对中国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现在最让您有危机感的是什么？

　　吴敬琏：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过，这两种阻碍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用以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种力量极力保持和扩大特权，以便掠夺大众以肥私；第二种力量则利用大众对腐败的不满，诿过于改革开放，制造开倒车的舆论。具体地说，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苏东国家的“增量改革”战略。这就是说，先不对国有经济采取大的改革动作，而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民营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逐步壮大。这是一种聪明的、成效显著的改革战略。但是，它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能够凭借权力获益的人就力图阻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受到削弱；或者极力扭曲改革，以便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开放，商品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当正确的改革决定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指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或者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时，就会造成腐败的蔓延，引起大众的不满。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些年许多专家也在不断呼吁。但是，这一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寻租，直到买官卖官，这些年“权力搅市场”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寻租形式层出不穷，“寻租”和“设租”已然形成恶性循环。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难以解决”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不利。许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例如，改革进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因此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

　　除经济改革迟滞之外，世纪之交各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部分官员滥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强化对工程立项、股票上市等的审批等等，这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由此获得暴利。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滞后。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但是一直进展不大。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经过事实检验的真理。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小康》：您前面讲到的第二种社会力量在最近发生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您对他们的主张有何评论？

　　吴敬琏：面对着权贵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大众完全正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而第二种社会力量正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对造成当前社会中种种恶劣现象的原因作出歪曲真相的解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都是由改革被“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发生了方向路线错误，即市场取向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举起“阶级斗争为纲”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旗帜，重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