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通胀何不从供给上下工夫？

　　刘煜辉

　　尽管最近公布的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至16.5％，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虽严峻，却远没有国际大行最近预测的那么悲观。

　　仔细分析，如果剔除受到政府价格管制影响的两个行业（石油加工、炼焦业以及电力，它们的利润分别下降了232％和61％）后，其他工业企业利润大致增速为37.5％(根据安信证券的测算)，较去年前11 个月提高近4 个百分点；表明尽管存在雪灾、价格管制等困扰，实际的工业生产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

这体现了劳动生产效率加速进步的影响还在持续，说明企业微观面景气还在。特别是机械设备、机电仪器等相对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仍在加速，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相当强。

　　如果美国次贷危机得到缓解，那将会有更多寻求避险的资金从价格高悬的商品市场撤离，重新吸纳在信贷危机中被抛弃的资产，如美元、股票等。这样，过去为了对抗通胀而买进黄金、卖空美元的策略就会开始变化。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回落，对于那些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较弱的行业来说，未来利润改善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在这一点上，大投行的预测往往是短视的。

　　中国经济基本面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却是存在的。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避免由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所导致的政策偏差所产生的经济“滞胀”的风险。

　　如果真正认清了中国这一轮通胀的主导性因素源自于成本推动，那么当下的中国是否真需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呢？事实上，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用牺牲企业需求（特别是中小企业成长）为代价，用戳破资产泡沫消灭社会财富的紧缩政策，强行想把通胀压下去，很可能到头来是信贷、投资、经济增速都掉下去了，但通胀依然高悬。对于中国经济来讲，这样的调控成本实在太过高昂。

　　尽管任何通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紧缩政策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依然高企，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

　　只有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战胜了外部成本价格的上升时，控制通胀才有可能。反过来，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只可能演化成恶性通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止。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很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潭，即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

　　如果需求管理失效的话，就应该思考调控的方向。既然通胀短时间内下不去，那就应该坦然面对，从供给上多下工夫，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当今中国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才是当务之急。这意味着要修建更多的公路、地铁、学校、住房，而所有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长，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善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居高不下的政府储蓄率正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地走出通胀泥沼。（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