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是否需要通胀目标制？

　　主持人：本报记者 宋焱

　　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德旭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是以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或者目标区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并根据对未来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测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实现价格的长期稳定。

虽然目前中国不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这并不等于央行不应重视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并不等于不应重视公众形成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事实上，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缓解当前价格上涨或通胀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青睐”。“两会”召开期间，针对当前不断加大的通胀压力，也有学者建议我国的货币政策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究竟怎样看待或评价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不是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一剂“良药”？央行是否有必要在稳定通胀预期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德旭。

　　记者：历史地看，中国货币政策不断完善、作用不断显现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不断学习、借鉴、汲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特别是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进展，我们需要高度关注。请问目前备受“青睐”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怎样的货币政策框架？

　　何德旭：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的确是一种新兴的货币政策框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随着金融创新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浪潮的兴起，金融市场的扩展和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货币供应量逐步失去作为中介目标的意义和以稳定汇率作为中介目标遭到失败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替代目标，于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应运而生。

　　我们看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是以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或者目标区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并根据对未来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测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以实现价格的长期稳定。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倡导者通常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应量，而是通货膨胀预期，为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就需要更好地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对实现价格稳定的承诺，并且明确宣布数量化的目标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市场参与者中树立起货币政策“可信”的形象，从而可以改变、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实现低通货膨胀的目标。

　　自1989年新西兰率先倡导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该制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纳。目前已经有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等工业国家和以色列、捷克、波兰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并实质性地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记者：“两会”召开期间，有学者建议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过一整套的框架设计，来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并确保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您看来，当前通胀目标制是否适合中国？

　　何德旭：在讨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适合中国之前，应该认识到，与以往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范式不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对诸如货币供应和利率等“中间变量”规定确定的数值，而是将视野直接指向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既是一种货币政策范式，也是一个操作框架。在这个货币政策框架中，目标通货膨胀率既形成对货币当局的约束，也更多地给予货币当局相机抉择的空间。从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国家的政策实践来看，这一制度框架比其他政策框架都更加广泛、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关注金融的运行和实体经济的运行。与此相联系，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本身，就是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协调统一的结果，也就是说，货币当局盯住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是经过改造和重新定义，从而包含了大量其他宏观经济信息的目标变量区间。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胀目标制是否适合中国，还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环境。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以保证货币政策有完善的传导机制；再比如，在操作条件方面，需要有一套齐全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还有，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主体，需要央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另外，还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有机的协调与配合，需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等等。特别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也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通货膨胀指标的确定。目前最常用的通货膨胀指标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但仅用这一指标衡量通胀的程度已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资产价格状况无法体现，而资产价格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二是目前上游投入品的价格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价格的力量在不断减弱，因此CPI也很难准确反映中间投入品领域的景气状况，甚至有可能出现投资领域过热但CPI仍然很低的状况。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能相对综合和准确地衡量或反映通货膨胀状况的指标，而这本身又具有不小的难度。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大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在我国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汇率制度的协调运行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一些基本的条件目前在中国还不完全具备，所以就决定了当前我国还不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记者：当前中国面临明显的价格上涨压力，您认为，在抑制价格上涨过程中，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通货膨胀预期有何意义和作用？

　　何德旭：理性预期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曾经有过一句关于通胀预期的拗口名言：“我们无法说清我们预期了通货膨胀是因为有通货膨胀，抑或有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预期了通货膨胀”。可以肯定地说，预期对于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失去控制的通胀预期可能会打开实际通胀螺旋式上升的潜在通道。

　　近期中国的价格上涨压力明显。虽然目前尚没有严谨的实证分析证明通胀预期对中国近期通胀形成的潜在作用，但无论是政策调控者还是市场人士都已经注意到了通胀和通胀预期之间螺旋互动作用对物价稳定的深远影响。前不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就提出：“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中心工作”，并强调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应从增加供给和稳定预期等方面综合采取措施”。

　　一般而言，从静态或短期的视角来看，政府部门对通胀走势的表态将对公众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通胀较高的时期，政府部门的“乐观论调”有助于暂时稳定通胀预期，缓解部分通胀压力；而从动态或长期的视角来看，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取决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政府部门在解决通胀问题上的公信力，不仅是指政府部门对通胀预测能力的大小，还包括其反通胀决心和反通胀实际能力的大小，只有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部门的表态，才有可能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

　　因此，虽然目前中国不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这并不等于央行不应重视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并不等于不应重视公众形成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事实上，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缓解当前价格上涨或通胀压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也应该成为央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