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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航“罢飞”,病灶何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2008年4月9日 星期三

  这

  
  应该可以称为民航业罕见的丑闻:两天时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公司民航飞行员为主张自己的权益,连续多架次飞机载着即将到港的乘客不降落返航。


  
  返航事件最初被东航方面以“天气原因”作掩护,但在中国媒体的凌厉追踪及民间舆论的反弹压力之下,东航终于在其官方网页上改口承认,这一系列返航事件,并不都是天气因素——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及与当事人的调查谈话,初步显示从3月31日到4月1日的21个返航航班中,有部分航班并非当时机组所反映的“天气原因”返航,存在明显的人为因素”。

  
  东航云南分公司两名主要官员已被东航总部下令停职,而涉嫌人为原因返航的当事人则被暂时停飞。东航承诺,待调查结束,将依法依纪进一步“严肃处理”。

  
  昨天,中国民航总局表示,正派员调查这一乌龙事件。据悉,此次事件,甚至惊动中国民航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预案,安置、疏散滞留旅客。

  
  据中国媒体调查,东航云南公司飞行员不仅对现有待遇以及过度劳累表示怨言,之前一位飞行员意图跳槽而被公司高额索赔也让他们不满。而在东航系统,飞行员与资方的冲突,已不是第一次。2005年,东航江苏公司曾发生因待遇争执导致的“罢飞”事件,但“罢飞”显然比“示威飞行”来得温和。

  
  在对航空器安全检查日趋严格的今天,中国飞行员的状态,或成另外一个隐忧。对于薪酬的不满、僵化的流动体制、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等等,不时会成为影响飞行员情绪的议题。这些不满在劳资紧张的环境下,自会聚集、发酵、升温,如果无公开渠道解压,势必酿成危险的行为。

  
  没有悬念的是,有关当局又一次在危机前面采取暧昧态度。最初几日,东航和飞行员统一口径,声称是“天气原因”。原本意图借此造势的部分飞行员在重压之下,也改口统一到合理的口径下来。这种挑战公众智商的做法,在中国不少危机事件的善后中,并不鲜见。以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来应付舆论的质疑,显然不能平息事件的余波。昨天傍晚,中国权威媒体新华网以头条发表文章批评主管者的掩饰和闪烁其词,认为“彻底说明真相才是真正负责”。

  
  飞行器与其他交通工具不同在于,乘客性命安危对飞行员的依赖更为绝对。常识所知,飞行员的心理、体能甚至睡眠质量,都会是航空业者小心关注的内容,以保证民航运输的安全系数。东航飞行员们的特殊“返程示威”方式,威胁的恰恰是本行业的最核心的职业伦理底线——让选择飞行服务的乘客成为“负气飞行”的被绑者。

  
  1946年圣诞,中国曾发生当时最为惨重的民航灾难,分属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的三架老朽的C-47美制运输机改装的民航班机在上海江湾附近先后坠毁。除了彼时国家羸弱,民航客机无力更新外,急于飞返上海与家人过圣诞的美籍飞行员的草率鲁莽,亦是空难的重要原因。据查,飞机从汉口起飞前,上海航空管制部门曾急电汉口机场称,上海雾大,建议延迟起飞。但经历过“二战”的飞行员自认技术优良,认为起飞并无大碍。不料,飞机在上海江湾附近因浓雾迷航,盘旋百余分钟,燃油耗尽迫降坠毁。那次三机空难,导致86人丧生、10多人受伤。

  
  幸运的是,此次东航返航风波并未导致航空意外,但飞行员们负气“绑定”乘客的示威方式,带来的风险隐患却不容小视。

  
  2006年4月,美国Delta航空公司飞行员决定罢工,向资方施压,要求增加薪水。其时,笔者正在从华盛顿飞返檀香山的班机上。因航程过长,航班需先停盐湖城,再飞檀香山。盐湖城起飞不久,航班上的广播抱歉说,因为当值飞行员要参与罢工,所以飞机要转飞洛杉矶。那里是Delta的转运站点,可让当值飞行员下去进行他的罢工,公司则派另外飞行员继续后半程飞行。

  
  之前,新闻上已有报道,这间全美第三大航空公司的9800名飞行员,以97%的压倒多数投票决定罢工,乘客们对此已有知晓,因此对耽搁洛杉矶并无太大意外。等了两个小时,另外的飞行员换下罢工的同行,飞机再度起飞。降落檀香山时,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

  
  本人此次亲身经历,对中国民航从业者来说,也许不具备说服力。Delta的飞行员罢工,系在一个中国飞行员难以想象的环境下采取的公开集体行动。美国上百年的劳工运动、无数次的劳资谈判,营造的或是另一种开放的话语环境:乘客们事先知道罢工计划,飞行员也能按既定规则行事,表达自己主张,但不敢拿乘客性命做抵押。

  
  在一个视“罢工”为敏感词汇的国家,意欲主张权利的飞行员们所面对的,是难以透明的表达通道——他们不能以集体投票的方式,来公开宣示对管理方的不满,或是直接通过媒体公开宣布“罢飞”,来向经营方施压。而暗藏其间的矛盾并不如经营方所愿悄然化解,反倒是日积月累,最终以此类“绑定”乘客的方式,爆发出来。一系列矛盾交织在没有合法“罢工”文化的社会环境里,不掌握真实信息、没有专业判断能力的乘客常常会成为受害人。

  
  历史上的中国民航,曾长期处于军事管制状态,断无以罢工主张权利一说。如今,这块禁地不仅呈现竞争激烈的开放状态,甚至也有了民营资本的影子。飞行市场的竞争以及飞行员的短缺,为“用金子堆出来”的飞行员们提供了议价机会。但是,围绕飞行员流动应有的一系列障碍并未消除:比如,航空公司之间尚无“转会”协商机制;航空公司以扣押飞行执照等手段形成对飞行员事实上的人身控制等。扩张迅速的航空业以及培养缓慢的飞行员群体间的供需矛盾,在健全的市场流转机制的缺位面前,变得更为尖锐。而此种争执的减压阀,包括健康的博弈机制,目前尚在够不着手的远方。

  
  中国民航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今年1-2月,中国国内航空旅行人数达2580.15万人,平均每小时有18221人在中国的上空飞行。这迟早会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国内航空市场。

  
  东航强行返航事件,或会在中国民用航空史上留下特别一笔。无论是劳资纠纷之尖锐、沟通渠道之闭塞,还是一些机构处理公共危机时的落伍,通过此次风波暴露的种种病灶,均可为中国未来继续改良民用航空市场标定坐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第一时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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