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看亚洲未来十年”分论坛会议现场人民网记者于凯摄
2008年4月11日-13日，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11日晚上，“媒体看亚洲”分论坛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多位重量级媒体嘉宾参与了这场对话。人民网全程进行了报道。以下为论坛直播文字实录。
文字实录 主持人（奥美公关国际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柯锐思）：请大家进来，马上把门关起来，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访谈嘉宾中，并不是由谁发表讲话，而是一场对话。
我们进行的对话是包括在座各位的，这样大家不需要等到最后再进行互动，只要有大家任何感兴趣的话题，我会像一个裁判一样。我首先做一个很快的介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因为我们有同声传译，请大家说话不要太快，我超兴奋的时候会说的很快，我会控制好不说那么快。我介绍一下几位嘉宾：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新财富》杂志总编辑郑颂、彭博资讯电视记者安允文、《时代周刊》亚洲出版总监艾伦?兰漫、MTV全球电视网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李亦非。
我的问题可能问得非常咄咄逼人，并不是说我是个粗鲁的人，是我会带给大家很多乐。李女士也是非常咄咄逼人，并不是她问的问题厉害，是因为她是全国武术冠军。
从王副主任开始，您认为在中国看到媒体的重大转变是什么？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最新研究，看到传统媒体的收视率大幅度下降，而新兴媒体比如说社交媒体用户大幅度上升，像土豆网这样的视频网，QQ网这么大的聊天平台，我们看到数十个新的媒体公司，除了西方品牌外还有很多像土豆这样的品牌网站，像QQ非常受欢迎。我想给王部长提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媒体行业的巨大变革时，如果再往前展望五年或十年，这样的一场混乱变革什么时候会出现定局？对于全球、亚洲、中国往后的五年当尘埃落地时会是什么样的格局？
王国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都在面临一个问题，刚才主持人讲了五年、十年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感到鼓舞，因为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快速，而且地域的界限或其他人为的限制会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3月14号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以后，媒体报道角度不同，有人说中国和西方现在展开一场媒体大战，我不同意，因为这不是媒体大战，而是在如何报道这个问题上站的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西方有一些媒体在报道上没有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新局面，不能适应这个新局面，所以出现了问题。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能看到媒体信息技术传播的发展，我们就应该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局面。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今天我参加这个讨论会，我的身份不合适，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讲，今天是从媒体的角度看发展，我现在是政府官员，但是在八年前我是媒体人，论坛邀请我的时候就答应参加了。在这儿，我既是站在媒体的角度，也站在政府立场的角度。插一个问题，现在有的人说我们在鼓动互联网网民，跟西方媒体搞舆论战，我不赞成这个问题，政府没有鼓动。西方有一些媒体确实应该看到现在已经有些变化，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舆论产业发生了变化，在中国不客观、不事实的报道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应该认真面对。
刚才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呢？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来的那些媒体理念、媒体的运作方式都要适应这个新变化，只有适应新的变化媒体才能很好的发展，如果不能适应变化，不管是中国媒体还是西方媒体，不管是大媒体还是小媒体，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最重要是媒体要有公信力，公信力是要客观反映现实，如果反映不好就会被潮流所淘汰。五年、十年以后，通过媒体更准确的获取我们的信息，这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这是一件好事情。谢谢！
主持人（柯锐思）：您提到了几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挖的，对于您我要进一步提一个问题，待会再问其他的嘉宾。您认为今天是不是打造出一种无偏见的媒体频道，我是一个西方人，但我在亚洲生活工作了十五年，我在亚洲做新闻，我在亚洲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新闻起到的好作用、坏作用学到很多东西，我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免不了偏见，是不是能打造一个无偏见的频道？
王国庆：我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全球的媒体，能够反映地球上生活的人们的共同想法和愿望，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一个是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一个是我们所选择发展道路的差异；三是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四是传统习俗的差异。还有很多这样差异。我们现在没有形成一个代表共同观点的东西。但是中国近几年，这两年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所主张的目标和我们所期待的和谐世界能找到共同点，如果我们都能在共同点上摒弃意识形态的差异，尊重互相的各种文明、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惯，这样的话就可能有您说的共同点。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主持人（柯锐思）：现在我们扩大对话的范围，（安允文）您做电视那么长时间了，您也不是那么老，对新媒体、社交媒体还是有一定的理解。刚才主任先生也谈到了社交媒体，在座很多人都知道有很多新的网站，特别是在“3?14”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看门人网站会说你这个报道是错的，我来证明你的报道是错的。您说的很对，这是个新技术，也并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技术，所以现在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西方媒体不再是看门人了，而观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看门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安允文（彭博资讯电视记者）：对新媒体而言，我的大部分新闻是从电子媒体上看到的，因为我也是做媒体行业的。像《西雅图时报》，我每天是在网上看《西雅图时报》。而且，现在印刷的报纸在新电子时代可能生存不下去，彭博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彭博社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不同模式，我们是既有有线服务，我们的主页每秒钟都在刷新、更新，虽然是报纸但不断的集成，有电视、广播，而且不断的更新。这样和传统的媒体有很大的差别，我在这里是代表电视来讲的。在十八年当中，我在不同的电视台工作过，以前从来没有一家有如此之高的集成度，就是在印刷媒体、有线服务。
主持人（柯锐思）：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的问题是现在的观众是不是成了你的老板、编辑？因为在过去的模式中，是由编辑来决定什么会播出去。但是特别考虑到最近的这些事件，观众会跳出来说你报道错了，双方都会跳出来说你报道错了，现在观众是不是成了编辑？
安允文：我们有付费的客户，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报道，他们还会找另外的供应商，这谈到我晚些时候要谈的问题，就是偏向。如果向付费客户提供服务的话，这样就必然有偏向性，否则这些客户就不使用你的服务。
我们的新闻记者认为必须要和读者进行互动、和网站的读者进行互动，维客会在将来进一步发展，维客这样的方式将来会成为一种模式，也就是我们以某种方式仍然控制的编辑功能发生变化，这还是我们的品牌、内容，我们还有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或多或少会有偏向，但是对于世界各地消息的来源我们也是开放的，而且会通过编辑的过程进行过滤，这不仅仅是拥有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要让消费者关注进入到对话中，只要内容仍然有效，只要仍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我认为维客模式是行得通的。一旦让新闻成了一种名粹主义的话，现在在网上会选最佳新闻，这样新闻会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名粹主义，这是一个社区的做法而不是编辑的做法。这种做法越来越盛行的话，我们越来越依赖社区的话会不会更有价值的新闻写不出来，当然这样的新闻更受观众的欢迎。谈到平台，我们谈到的这些网站是一种社区型的网站。
主持人（柯锐思）：比如说社区看到了一条新闻，他们读了这条新闻后决定喜欢这条新闻或不喜欢，那么普通观众喜欢的新闻就越来越重要，他们就会在页面让进入头版头条。就像流行的东西评选一样，会不会对新闻也采用同样的流行处理方法，这样新闻是不是不再依赖专业媒体人员，而依赖于消费者，实际上消费者的分析是关键的，无论是印刷的、在线的、广播的，必须加入新的分析，也许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今天也是同样重要的。下面我们来问一下李女士。您是做摇滚乐的，您体验的乐趣比我们任何人要多，你们公司作为一个品牌在媒体行业高度分割的情况下怎么生存下来？
李亦非（MTV全球电视网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我供职于MTV十年了，我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我和纽约高管讨论的就是要找到平衡。品牌要部分让位于商业利益。几年前我们进行合资企业要进行制作，当时人们辩论是不是要牺牲品牌，而在中国建立新品牌，这样就能够符合商业利益的需求。因为一旦符合商业利益后我们就能做得很好，迪斯尼乐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要想把品牌做好，要保留住，特别是在本地市场保留住品牌、保留住国际化的品牌，比如说刚才我和彭博资讯的代表做了对话，他说和中央电视台合作的九年，就像奥斯卡一样我们如何吸引名人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中，实际上我们最成功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这个节目会在全球通过电视转播，你就会全球成名。五年前、十年前你这样请名人来是很有效的，但是现在发生了变化，你这样跟他说他根本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在市场上赚钱，能不能占据更大的市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场，有很多音乐的消费、很多的名人和很多的商业利益。光是中国的市场就够很多媒体公司来吃了，所以在中国出名市场就已经够了，不需要给你一个全球的平台。国内的消费市场已经被激发起来了。
另外，全球的公司或全球性的媒体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恰恰也是这样的挑战。我们要面临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市场已经足够庞大，中国的市场规模、媒体的市场消费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媒体的内容或者媒体的背景为国内市场服务已经足够庞大了。
电视频道还是会向其他新媒体拓展，比如说宽带，这就到了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关系，从一段时间来讲这两个东西会同时存在很长时间，现在中国有两亿多网民。这些人都比较关心上面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很多人是一边看电视一边上网，家里的电视开着，网络也开着，同时看看人家的聊天，现在互联网和电视是并存的。比如说“台湾大选”、西藏的新闻等等，两个渠道都有反馈。你从电视上获得了新闻，在网络上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电视传统媒体和网络会同时并存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柯锐思）：大家觉得其他的地方怎么样呢？
李亦非：我在中国市场工作，更了解中国，在美国我觉得这两种东西还是并存的，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美国也是并存的，像IPTV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IPTV做了很多年，陈天桥投资很多来做IPTV，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功，可能是因为技术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内容的原因。所以传统媒体也是一样，内容为王，所以对传统媒体来说这是比较被动的，由编的人给你一个内容。而新媒体更加互动，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这是两个区别。但这两个东西都是要的。
主持人（柯锐思）：请问刘老板，我们现在看到消费者会产生很多的内容，用户会产生很多内容，上网的人自己会拍一些视频、电视和录像，然后上载到网络上，甚至有时候更加受欢迎。这个我们叫用户自己制作的节目，这会不会毁坏原先的电视制作模式？
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新媒体或者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他的迅猛程度传统的业内有一句话：你现在不被狼吃掉除非你变成狼。关于狼的说法现在很多，今天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报道就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是一个闯入了媒体中的“狼”，虽然中国移动是手机，但他现在也开始做电视了，中国移动是我们很好的拍档。我想，新媒体的诞生不仅在商业模式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在生活方式上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刚才大家已经提到了，我认为现在的网络媒体有给时代带来发展的一面，但同时带来了很多挑战。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艳照门”事件，“艳照门”就是在网络上一种全面的恶搞或者是一种全面的腐败、堕落，这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我也能够看到网络的发展并不是主持人和主任所描述的，当然主任认为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新媒体的发展使媒体分解越来越小众，我们现在说到社区的网站，不管是土豆网还是叮当，加在一起实际上是越来越分众，大家在不同的网站、社区里找到自己的知音、同僚。但这种分众带来的可怕影响是使有些人越来越偏见，使这种分众的媒体越来越极端，这是我们的一种顾虑。
第二、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现在传统的媒体和大众的新媒体之间确实有一个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冲击和对撞，原来我们到新闻媒体人士，大陆我知道一般要研究生学历，海外更是这样，很多资深媒体人熬多少年才能当到主播的位置，这完全是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是社会的、是人生的灯塔先锋。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所有人不管是通过QQ、博客还是维客都可以成为新闻媒体的发布源。以前我们说是秘密谈判的解决，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谈判的高手，在网上进行博弈，就像现在西藏问题一样。
我认为网络的发展确在生态环境上给我们带来新的话题和问题，也有社会道德的问题。我现在不是指责网络发展带来的弊端，我的意思是发展中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怎么面对？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能让大众网络的发展来淹没和吞噬掉精英文化，如果精英文化不存在了，精英文化完全被淹没和吞噬了，那才是我们社会的恐怖。
主持人（柯锐思）：刚才你讲的我重复一下，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所吞噬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刘长乐：至少是有这么一种可能。
主持人（柯锐思）：现在在全球媒体、互联网中有各种各样的小众化，而小众化的结果可能使大家更加的偏见，这是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小众化我们看到的更多反而会使大家的偏见更深，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刘长乐：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说的媒体是传统的大众化媒体，是一种广播的手段。互联网新媒体是面向所有观众、网民的广众媒体，但由于选择性非常强，广众的媒体比如说电视有两个弱点：一是选择性差，二是保存性差。选择性差，你要上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的上端、前端随便放大，这样的一些优势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变化，使它传播的手段和我们人类每一个受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最近有一个调查说的非常清楚，中国网民在网上停留的时间是一千分钟，大大高于电视收视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所沟通的对象、所沟通的社区化并不是广众意义的媒体，是他特别相投或特别喜爱，他更津津乐道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社区化的形成使网络越来越小众化，小众化不见得是退步，但小众化会使小众中间的人研究的问题越来越专业。
从坏的方面讲有些问题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偏见。
主持人（柯锐思）：一会儿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主任先生，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它的作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博客，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成为出版商，每一个人都可以录下一个东西，把别人的形象录下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电视记者、制片人，这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被别人在观看。说不定我在土豆网上就被拍下来放在上面，或者自己把自己拍下来放在上面，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被别人录下来放到网上，改变大众的行为方式。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王国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人的行为是会受舆论的影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新闻源，就是刚才刘先生说的，都可以发布新闻。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强调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现在有些媒体就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他们不知道在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他们知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可以坚持社会道德的准则，不会因为受众的偏激和无知而迎合受众。比方说现在网络上的黄色东西或刘先生刚才讲的“艳照门”，我觉得这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如果大家都有社会责任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放在土豆网上也好，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推动，而不是对社会或个人的损害。人类有这个聪明智慧，是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的。
主持人（柯锐思）：一方面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朋友、同事在监视着我们，他们用他们手机上的摄像机把我们拍下来传到网上去，你觉得这是不是个恶梦？大家是不是很害怕？
王国庆：在人的监控之下有时候是很可怕，包括我们的办公楼里到处都装了监控镜头，所以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注意。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你不想干坏事这绝对是好的，你要想干坏事这绝对是不好的。
主持人（柯锐思）：郑先生，您应该属于传统媒体的代表了，您是《新财富》杂志社的总编辑。前面你听了他们的看法，你有没有不同意前面各位发言的观点，因为大家讨论了很多变化，你有没有不赞成前面嘉宾的观点？
郑颂（《新财富》杂志总编辑）：作为《新财富》来讲，我所代表的仅仅是媒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主要是做财经的跨媒体平台，这里面不仅有杂志，也有电视节目、互联网，现在我们也正在办报纸。刚才我听到各位讲了以后，我个人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对传统媒体有比较大的冲击，不过如果说今后传统媒体这么多年积累的优势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我同意刘先生刚才讲的，传统媒体有很多精英文化，完全是集中在传统媒体上。我们说的互联网媒体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成果，随着技术革命不断的发展今后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新的方式，都可能对传统媒体有冲击，这个时候作为传统媒体应该有包容心，在包容中有所创新，要享受新科技带来的成果。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探索，其实国内的传统媒体在创新上、包容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它才能不断生存下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就像细菌似的，传统媒体不断打败这些就会成长得更好，它所成长的空间和它所具有的专业化、包容性就越强。
主持人（柯锐思）：大家听了各位嘉宾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大家听了很多的观点和信息，在座各位有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大家就只会听到我来问问题了，现在是不是我休息一下在座各位问问题。
凤凰卫视评论员：刚才听了那么多专家精英的阐述，我觉得是很广泛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的技术革命，对他们生存的挑战、盈利模式的挑战，这是技术对生存层面。第二是刚才主任说的社会责任，传统媒体如何回应这种挑战？今天我们谈到亚洲未来十年的新媒体发展，我觉得这是全球的问题，博客、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对东方、西方媒体未来十年都是一个挑战。我很高兴听到这样一个讨论。
我更感兴趣的是，比如主任开始以西藏风波引起的碰撞、冲突和大家未来的互动问题，很庆幸今天在台上的嘉宾有来自东方的媒体和政府官员，也有来自西方的媒体。看过去十年亚洲媒体领域发生了什么？刚才提到新媒体，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过去十年，我们看政治领域或经济文化领域，就是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中国带来视角上的扩展，这是过去几十年、一百年都没有的，在媒体领域发生的可能是东西方新闻秩序慢慢调整。如果过去我们看到的主要是西方的四大通讯社、西方的主要电视台主导了全世界95%以上的信息来源，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东方的新闻秩序正在慢慢出现一种平衡。我很想请教各位的是如何看待未来十年？刚才主任说通过西藏风波体现出的东西方文化，不单是媒体上的冲突，还是思想上的冲突，未来十年媒体还会更加发展，包括像凤凰卫视这些东方媒体会不断发展，各位如何看待未来十年在东西方秩序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主持人（柯锐思）：您刚才谈到东西方之间的平衡，由于西方有先发优势，比如说很早就把西方的新闻全世界加以传播，这是我要向主任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是能够具有一个全球相关性的频道，我们现在只有本地的频道然后向全世界广播，比如说你在美国放CCTV的话，美国确实有些人会看，这些人一般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其他人是不看的。如果把CNN拿到亚洲看，可能会有一些国外人士和出差人士看，其他人不会看。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媒体？还是说把对本地有意义的新闻报道灌输给全世界。
在座多少打高尔夫的请举手？不是在这个会议室打高尔夫，只是问一下大家。你们可能打的很好，我打的很糟糕，有一种叫做“打错球”。我想问几位嘉宾，如果你们打了烂球，在职业、工作中打了烂球，回想起来你们如何避免这样的错误，或者说本来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犯这样的错误。郑先生，您一生中打错球的例子是什么，无论是个人事业中还是企业中？
郑颂：我打错的时候是2000年互联网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投入互联网的，是把报纸电子版变成了互联网，烧钱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中间我们停了两年，后来又捡起来。打错以后我检讨自己，因为对于新技术革命的进程有时候我们是跟不上的，但看到成果以后马上改正错误，充分利用技术成果给我们传统媒体带来优势
主持人（柯锐思）：我想更好的理解一下，您是哪儿打错球了呢？是不是进入因特网太晚了？当时您投入互联网是怎么样打错球了，哪个策略错了？
郑颂：进的早，中间停了，然后再进，这是我们的错误，没有坚持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停这两年就与技术革命有了很大的距离，我们之后要花更大的东西弥补缺失。
主持人（柯锐思）：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刘总在企业中打错球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长乐：我到现在还没有打错过球。
主持人（柯锐思）：那缺陷是什么呢？
刘长乐：我在球场上犯的是这样的错误，在公司的运营上还没有遇到或者说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今后也少犯这样的错误。
主持人（柯锐思）：主任先生，您的职位不一样，您是政府领导，我换一个角度来问您，从监管制度政策的制定来说，从促进媒体产业的比较来说，您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不一定是您个人的错误，比如政府监管有没有打错球的情况。
王国庆：作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展示中国形象的一个部门，我觉得到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失误，而是有很多失误，我们现在没有做好，如何更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的成功经验，也有很多不成功的做法。其中有一点，我们国家非常大，三十年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了，外国朋友越来越多，外国朋友可以到各地看，现在如何展示我们的形象方面做的不够。当然不是说让人家看不好的，就是怎么真正的让人家客观的看我们，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值得认真总结的。
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几乎每个星期都在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些新闻发布会主题的决定、内容的选择对媒体的需求距离还非常大。不是中国媒体，外国媒体都不很满意，在这方面回过头看的话，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说到特别具体的，现在还真挺难说。
主持人（柯锐思）：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好，已经讲的非常细、非常具体了，我过去是做媒体新闻的，现在是做公共形象、公共关系，在这个转变中我看到的是，比如说我给中国提一个建议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好的了解中国，中国对于西方的感觉和中国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鸿沟就会更小、更窄，如果把新媒体和其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人来讲述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当然中国的故事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些人会说中国是很复杂、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听到一个方面的观点，您刚才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
王国庆：说的很对，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要让大家一起讲中国故事，当然不是用一种声音，是用多种声音。刚才讲的新媒体，你刚才的提醒非常好，通过新媒体大家都来讲中国故事，而且从不同的故事讲中国，可能让大家对中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现在很多外国朋友，包括在座在中国工作的，你们的看法跟没有到中国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西藏的事情，西藏的老百姓是否还有不满意？当然有。西藏现在我是欠发达地区，但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发达地区老百姓照样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西藏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变化，有外国朋友跟我说你们没有好好的向世界介绍好，当然我们还要用准确的方式介绍，否则你介绍了人家也不相信。这就讲到媒体责任上去了，所以媒体一定要客观、准确的反映事情，所有的媒体如果都能这样做，无论中国是西藏形象、东部形象还是西部形象，不能到中国来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都有比较好的、准确的了解。所以，我也很愿意今后有机会听听您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和成功的做法。
主持人（柯锐思）：我没法给您做建议。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把今天和十年前做对比的话，我们看到人们更相信同辈人、同龄人，而不是相信上级机关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听到同龄人怎么看中国，而不是看来自于上层对中国千篇一律的声音。刚才您谈到中国的故事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一个外国人，他们听到到中国旅游过的同胞谈中国是怎样的话，他们就不再相信别的某个国家对中国的描述了。
安允文：我在亚洲呆了十八年，但我高尔夫球还没有学好，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学高尔夫球。刚才副主任讲的非常好，我是为西方媒体工作的，也是为亚洲媒体工作的，我做的最大错球，就是我十八年前在沈阳呆过，呆一年就搬到了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等，但我在每一个地方都呆的很短，对这个地方了解的就不够深、不够好，我应该在一个地方呆的更长才对。当然我现在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好好的学普通话。
主持人（柯锐思）：总体来说，报道的风格、格式，您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安允文：我在多个新闻机构工作过，大部分是举步维艰，因为他们在亚洲是播英语的新闻，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对于想建立起泛亚洲的网络，想每个人都喜欢他们的节目往往是做不到的，对于彭博社来说有很好的一点，我在这里并不是做彭博社的广告，彭博社能够专著于客户群，就是亚洲越来越大的客户群，我在这里想讲的一点，要想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特别是用英语满足所有人的口味是做不到的。
主持人（柯锐思）：你有没有报道错或新闻效果很不好这样的经历？
安允文：我做过一个新闻。十二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当时我采访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刚到亚洲六年，对亚洲还不太了解，我当时列了一个问题，我能够采访他一个小时，但是采访十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我准备不充分，这是我打的一个大错球。因为他是一个诺贝尔讲获得者，但我没有做好。
艾伦?兰漫（《时代周刊》亚洲出版总监）：在销售方面我们犯过很多错误，无论是职业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都犯下了错误。对我的东道主我也是很尊敬的，到现在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桥头堡，之所以没有建立起也是有原因的，有过机会我们都错失了，希望今后几年能够有所补益。我1978年去日本学了日文，80年代初期当日本泡沫开始破灭的时候，我本该40岁就退休的，但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我仍然还在工作。
主持人（柯锐思）：李女士谈谈您战略上的错球？
李亦非：20-25年前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当时主要是以市场换技术，还有以市场换人才、以市场换投资，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拥有了这么多汽车公司，比如说奥迪，还有其他手机公司，比如说诺基亚、摩托罗拉。但是作为媒体公司，25年以后我们还不赚钱。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不赚钱的原因之一，我们打了一个错球，在我内心当中不断回响这个声音，那就是我们以前就应该建合资企业，应该说服公司总部建合资企业，因为所有汽车、手机企业都是靠建合资企业成功的，我应该说服我们的公司总部当时就建，像中国MTV叫中国音乐电视，而不是叫MTV。但我没有说服总部。我应该在中国先做这样一个音乐频道，然后再出口到国外。
主持人（柯锐思）：现在请问刘先生，你做的最高明的、最不明智的事情分别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战略或者是你忽略的或者是你做的特别好的，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你下面的员工。
刘长乐：从我个人来说，我最好的觉得或者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亦非小姐讲到的她没有做中国的合资企业，而我正好做了，这应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决定。正因为我们用中国人和美国最大新闻集团的合作，以及中国一些大公司的合作，使我们有了非常好的发展。如果说我们还有需要改进或发展的部分，恰恰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新媒体方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凤凰卫视有一个不理想的做法，跟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关系，就是我们的股票比较低迷，凤凰的股票今天是1.03元，比我们上市的1.08还要低，我们的新媒体2007年获得了1.3亿的收入，比2002年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但我们的股票跌了没有升，这对我来说很遗憾。今天下午，王建宙先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怎么凤凰的股票老跌，怎么不提升啊。我们应该更大力度加强凤凰卫视新媒体的发展，我们说到的新媒体就是刚才讲到的新媒体的定义，实际上凤凰卫视的新媒体发展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成就。在中国内地新闻网站中，我们永远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记录，比如说这次“台湾大选”，在“台湾大选”那一天我们当天的浏览达到了1.2亿，日常凤凰网的UV和PV等应该在五千万到一亿，这样的成绩是非常好的。所以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成为凤凰卫视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结合的更好，把它非常好的、相得益彰的结合起来，我觉得互补性非常强。现在凤凰的发展在下一步与我们的主题很吻合。
主持人（柯锐思）：是不是分析师很理解你的业务，他在惩罚你所以你的股票表现不好，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刘长乐：我们上市是创业板，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创业板，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转主板，再就是我们发行的股数不够，所以凤凰股票的发行量很低，这样在股市上就不成气候，这也是我们先天性的不足。
主持人（柯锐思）：一会儿再来问王主任。现在问一下李亦非，您看您的行业，不一定是您自己的公司做的最好或最不好的地方，我们看您所在的行业，有哪些人做的最好，你一看到就拍脑袋说我当时这么做就好，有没有你的同行做了一件事是你特别羡慕的？
李亦非：我们的音乐频道MTV，我们应该是推广音乐的、是做音乐的。我们看中国的超级女生非常火，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做的，结果让湖南卫视做了。很多年以前我们也想过这个主意，但是没有按后来非常成功的模式做，后来湖南卫视做的非常成功。MTV和很多本地电视台进行合作来推广音乐，特别是推广本地音乐，向中国的观众及世界其他地区推广音乐，我们也买了很多海外地区的作品推广，我们和中央电视台合作了很多年，还有音乐会的表演、作曲、原生态的演唱等等，这些我们都做了，一些社会的活动比如说艾滋病宣传、环保宣传，我们也参加了很多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拍了很多公益音乐。比如说我们拍了一段音乐让年轻人离开任何一个房间的时候把灯关掉，这是公益宣传，这是我们做的好事情。刚才提到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仅仅追求商业利益，任何媒体都要承担起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刚才王主任讲到的我是非常赞同。
主持人（柯锐思）：传统的电视、卫星电视、互联网，你有没有看到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
李亦非：实际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成功的案例，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比如说盛大传媒、土豆网都做的很好，我们也曾经丢失一些收购的机会，我们和这些公司也有产生1+1大于2的收购机会，但这些机会我们错失了。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但因为很难当时就放弃了。
主持人（柯锐思）：艾伦，最聪明的战略或最蠢的公司你有没有看见过？
艾伦?兰漫：微软收购雅虎我觉得不明智，我们讲媒体的小众化，现在我们看两个大的门户网站居然要去合并，MSN和雅虎之间1+1大于2的作用我觉得已经很小了。因为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小众化的媒体，已经很分散了，分成很多的小团体、社区，内容很分散，现在微软还要跟雅虎合并，我觉得这不是很明智的决定。而且雅虎的搜索功能也不错，但是相对于GOOGLE来说还是落后很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优势。
对于聪明的行动，我觉得道琼斯收购案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业决策。道琼斯之前管理的不好，但是它的资产非常好，它本身的知识产权非常的有价值，有很多的内容，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们想在美国做商业频道，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品牌，像《华尔街日报》等等，我觉得道琼斯收购案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安允文：我非常同意前面这位同事的观点，我觉得道琼斯和CNBC的合作，我不觉得他们很蠢，但我觉得他们合作的不是很好。彭博社在这方面就好一些，我们也有非常稳定的收入流、广告电视和媒体。
主持人（柯锐思）：除了彭博社以外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安允文：从个人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美国的媒体或记者，像西方的这些记者，我们报道亚洲地区的新闻可能会过于简单化，我觉得对于西方的新闻媒体来说，聪明的事情、聪明的做法一定要在亚洲地区有很多的记者，而且派他常驻亚洲，而不是随便派来出差写一个新闻，而是派一个人住到亚洲、深入到亚洲有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能让西方的记者住在西方国家来报道亚洲。我个人也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应该做这样一件事情。
主持人（柯锐思）：请大家做投票，大家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了，一句话、两句话把你的问题问出来。
菲律宾代表团：我要问艾伦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商业方面的，在新媒体当中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意识到消费者是在发生变化的，大家是小众化了，他们在看各种各样的媒体，而且同时看好几个媒体，你的战略怎么迎接这样一个变化？怎么样让现在这么小众化的消费者做广告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针对性，以前我们针对大众消费者做大众的广告，我们怎样针对小众化的趋势做更好的广告和市场营销？第二个问题，现在手机也能够上网了，你可以跟踪别人的IP地址，可以跟踪别人的手机号码，像彭博社或其他的公司能够把人口特点弄的很清楚的，那中国或全世界怎么样控制这样一种超级自由的状况，因为太自由了之后有时会侵犯人家的隐私。
主持人（柯锐思）：这个问题可以由几位回答，隐私权的问题怎么保护我们一会儿要问一下王主任，从监管者的角度需要做哪些事情。你的电话资料别人全部都知道，你上个月打了多少电话、到哪里去了都可以跟踪，你怎么样保护这样的隐私呢？政府应该做什么？公司应该做什么？
艾伦?兰漫：刚才我解释过，互联网也是我们的重要业务，晚上我有时候睡不着觉就在想，我的读者平均年龄是45岁、46岁了，平均年龄已经40多岁了，怎么样更吸引年轻人？我们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新闻周刊、经济学家或时代周刊，我们是一个小众的媒体，不把我们当成大众的媒体，我们的读者群是有限的，年龄段也有一定区间的，对我们来说这些内容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可以买杂志，但我们的读者群也不是那么巨大的。所以，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更多的关心年轻读者
主持人（柯锐思）：王主任，您谈谈隐私权的问题。
王国庆：这个问题也是新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麻烦，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一家电信运营商，把一些信息披露出去后，一些手机用户接到很多垃圾短信，包括在座的人可能每天都收到很多垃圾短信，卖房子的、卖廉价车票的、提供家教的等等与你毫无关系的，这很麻烦。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靠法律，现在互联网以新形式出来在法律上还不健全，随着发展法律的制订要完善、要跟上。二是靠监管，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要切实保护大家不该透露的隐私，在行政监管方面要切实负起责任。三是技术手段，现在发展技术的时候对可能会产生的附带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方面考虑不够，在技术上要解决。四是运营商要切实遵守职业道德，能做的你做，不能做的你不要做。这四个问题解决的，我们就可能生活在感觉比较安全的环境当中，否则新技术是把双刃剑，既享受它带来的便利，也会给你造成一定的伤害。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拒绝用手机。
北京电视台：我听了各位的讨论，最终我感觉还是利益的平衡问题，比如我们谈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竞争，这其实是各自的利益不一样，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传播学就是随着渠道的不断进步在发展。刚才谈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媒体的商业利益怎么平衡，我觉得也是因为利益不一样，因为媒体本身就是商业企业，追求利润也是它的一个天然属性。另外，刚才谈到中西方对一些新闻事件的看法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各自的立场、利益不同，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长乐总裁，我刚刚研究完您的《和大师对话》那本书，您的境界可能更高一些，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当大家利益不同、立场不同的前提下，刚才我们讨论的比如说媒体的商业利益、社会责任以及东西方对问题看法不一样，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吗？
刘长乐：你可能看了我们那本书，叫《包容的智慧》，我和大师的对话，大师的弟子问他什么是包容，包容怎么还有智慧？后来弟子说明白了，原来包容就是智慧。您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无论是商界的利益、商业的效益还是东西方，我认为都需要包容。在这次“西藏问题”上，东西方的冲突表现的非常明显，两军对垒，打得非常明显，飞砂走石，昏天暗地。这也说明媒体进入了一种对话，互相交流，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台、人人都可以成为报纸，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更应该包容。客观地说，我们对奥运的有些期望过高、过早，温家宝报告中对奥运的标准，从“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改成了“高水平、有特色”。另外有一些专家，提出“新北京、新奥运”，为什么不是“老北京、新奥运”呢，北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为什么不让世界上来看看北京呢。还有人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有人说“不同的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些我觉得都是客观存在。包括奥运圣火，奥运圣火本身遇到的挑衅，比如说藏独分子或有心人士有组织的蓄谋行为，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奥运中也没少了抗议、游行，当然这次更多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去的地方多，一般是除了本国跑四个地方，这次我们跑的二十一个地方，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多、偏长。比如在香港的马会那个地方的活动，一个活动跑完了以后还要再停八个小时，我觉得警卫就很麻烦。我觉得现在降一降温有好处，现在包容的问题在互联网上也应该有一种表现，现在大家都需要冷静一点，当然我们凤凰卫视也应该冷静一点，因为我们在中国和日本关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凤凰卫视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我们在香港和朝日卫视做了辩论，有人骂我们是卖国贼，但大家都把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别人是什么道理，我们的话对方听听也就知道。最后朝日卫视拿我们的节目到东京又做了一次，在中日关系回春的过程中媒体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代也是一样，当然针锋相对和具有恐怖形象的势力集团做斗争也是。
台湾天下杂志副总编：我想问两个问题，我很好奇西方的媒体怎么经营中国市场或怎么看中国市场，现在西方的媒体非常成熟，中国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诱人的、可以发展的商业市场，但中国有13亿规模，他自己的市场就可以换取技术和资金，像凤凰卫视在很短时间就成长非常快，在很短时间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媒体。西方媒体在近年来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是什么，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13亿的人口，他自己就可以制订标准和说明的方式，请问这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艾伦?兰漫：最大的挑战，我到亚洲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了解亚洲市场。我们是英语媒体，主要是英语的新闻单位，而我们的听众，受众不是说主要在美国，但相当多的受众是美国财经界的人，他们希望了解到最新的趋势，来自于中国的最新信息和趋势，我的任务就是把新闻当中各种各样过激的言词和偏向取消掉，说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谈到新闻的商品化，这么多的博客人、新媒体、新闻的来源，新闻很多途径已经被商品化了。我们必须知道CPI的数据出来，GDP的数据出来，我们要让这些数据对我们的受众有相关性。因为人们是花钱看我们的节目，像GDP、CPI这些数据他们哪儿都能拿到，除了这些之外必须把我们的专业知识放进去，给他们分析，让他们这些数据对他们是有益的，这样他们才会付钱。必须有更多的相关性，必须贴近当地。
来中国市场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不谈监管机构。在我们工作中碰到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西方工作者、作为一个大鼻子、作为一个老外每一天我都要学习，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了解本地的市场，并且把本地的市场传达给西方的受众，将来有朝一日必须推出我们的中文服务，做到这一点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自己是亚洲主要的新闻来源，因为我们用的是英文，发达国家、半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当地媒体、财经新闻、生活方式，这些对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的来源，是供大家选择的。同时，因为我们的总部设在美国，时差对我们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对美国大选的跟进非常密切，在美国大选方面我们报道的非常好，这只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能做好的领域。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不是西方人，要看看我们的信息能不能给你带来附加值，比如像“全球医疗”、“全球环境”、“全球能源”，这些方面我们做的非常好，而且能够为你们带来新的角度、新的视点增补到你们已经积累的知识之上。就中国这个主题而言，有很严重的监管政策问题，我们犯过的一个错误，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给自己下的规定太僵硬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内容，我们给我们的内容做一个伙伴，但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是有挑战的，需要花时间才能找到。但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伙伴给我们做品牌的话，当然也有网上的竞争机会，我们的几家竞争对手特别是财经界像FT、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这几家在中国做的非常成功，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能够为中国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这是我们需要探讨、考察的机会，看我们能不能也抓住这样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地区的机会。
主持人（柯锐思）：这些人也许不是超女，但他们是超级访谈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鼓掌感谢他们的交流。我来自奥美公关，时间已经很晚了，感谢大家的耐心！ (来源：人民网经济频道)
(责任编辑：单秀巧)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