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是经济增长的副作用

　　王长春

　　从拯救美国里根时代经济滞胀危机的经验中走过来，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

　　约翰?拉特里奇是美国前两届总统经济顾问：里根时代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老布什时代的政府白宫税收政策顾问，是历任两届总统的高级智囊。

　　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期间，这位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分析了目前全球次贷危机及美国的经济政策。

　　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约翰?拉特里奇多年来一直经营着以其姓命名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有不少成功投资案例，故他对这块领域的声音，也值得倾听。在约翰?拉特里奇看来，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巨大的商品物资需求原动力。

　　新能源和粮食短缺

　　《第一财经日报》：你帮助开创了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也是当时经济领域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可否介绍一下当时对抗高通胀率的经验？对于目前的全球通货膨胀，你有何政策性的建议？

　　约翰?拉特里奇：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5%，个人信贷利率也至少增长到了20%。那时很多人对未来的前景都十分悲观，我在白宫工作，帮助里根总统制定经济计划。因为高通胀率迫使人们变卖自己的股票和其他投资，并购入商品、黄金和其他实体资产。因此，想要投资新工厂和新技术的公司得不到资金。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一个新名词被发明出来：“滞胀”。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必须立即将通货膨胀降下来，人们才能有信心持有像股票之类的证券，才可以为商业行为提供资本，同时让税率降低，工人可以保留更多的薪水，就能比以前更有兴趣工作。在美国，高税率让人们不愿持有股票和货币，房地产和商品变得更具吸引力。于是，高税率和高通胀率一起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阻碍了经济发展。但经过里根时代，通胀率由15%降至1.6%，税率由20%降至10%以下，股票市场大幅成长。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也觉得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有些类似，的确有些相似性。

　　经济政策制定者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状况，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提高了借贷利率，并实行紧缩的政策。但实际上，现在的通胀和当时的通胀是截然不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通胀是由中央银行鼓励借贷而发行大量货币造成的。所以，在当时，货币供应增长率升高了10%。

　　如今的情况则不同，去年美国的银行储备金仅增长了1.5%。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物价上涨呢？现在，全球商品大幅涨价是因为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是因为中央银行不切实际地发行货币。需求是实际的，增长是实际的。中国、印度、越南、巴西、俄罗斯及全世界不少大企业，商品生产都大幅增加。所以，物价上涨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副作用。需要处理的是这种副作用，经济增长是好的。所以，中央银行无法抑制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动力。简单说就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却不能发行石油，所以，控制油价并不是中央银行的工作。

　　引起通胀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世界石油短缺，这个因素将长期存在。去年，世界每天生产8400万桶石油，四分之一被美国消费，四分之一被欧洲消费，中国拥有13亿人，但是只消费了7.5%，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未来20或30年对石油需求会更高。

　　石油价格上涨和长期短缺威胁，导致石油价格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各国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

　　我认为，美国政府犯的一个极大错误，就是制定法律强制人们使用混合生物燃料。今年，美国生产的超过三分之一的玉米都以燃料的形式被美国人消费掉。这将造成出口减少，使得贸易赤字变得更糟。更重要的是，它使玉米价格、谷物价格和所有中间产品价格升高。

　　《第一财经日报》：同时也造成食品短缺？

　　约翰?拉特里奇：中国因为雪灾造成了粮食的问题，但这是短期的问题。而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却强迫人们把玉米和谷物转化成汽车的燃料，让贫穷国家的人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汽车埋单。

　　开发新型资源的发展很重要，但不能用现有的粮食来制造燃料。因为，全世界不少贫穷的人们仍在挨饿。在过去的一个月内，因粮食短缺在一些地方发生社会动荡。所以，必须改变政府的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政策让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

　　约翰?拉特里奇：绝对是。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过去30年发展非常好，中国还需要30年的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让投资者安心进入中国、投资中国。稳定的环境也意味着，让投资者带来安全的FDI（外资直接投资）。

　　在美国，由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变成了反对全球化的人，他们强调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采取保护主义以阻止 FDI 的流动，采取保护主义阻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从中期看，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威胁，长期看，威胁则来自石油，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投资与慈善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新兴市场有不少个人的投资，例如制造业、服务业、医药行业。那么，你在中国发现了哪些机会？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吗？

　　约翰?拉特里奇：我们有两种投资业务，一种是私人股权投资业务。至今为止，我们只在美国拥有控股公司，在中国还没有这样做，但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有。

　　另一种是投资股票债券。我在美国有几个电视节目，许多观众看了节目后都表示对中国投资市场很感兴趣，也愿意到中国投资。但在中国投资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仍很困难，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的政策法规。

　　美国人对中国资源型企业有极大兴趣，而我的兴趣则侧重在技术型公司，包括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国的大型企业会有充足的资本来源，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进入股市融资；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源，但正是这些中小型私营公司提供了就业。中国的中小型私营企业特别需要金融资本支持。

　　当美国银行来到中国时，它们是带着对中小型企业的投资经验而来。美国银行如今也的确在中国有大型的投资。美国的投资公司为中国带来了私募股权创业资本，这些也是中国小企业所需要的。

　　从长期投资看，我选择移动通讯行业，因为它们有强势迅猛的增长前景，例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还有比如华为，我想如今华为是思科的主要竞争对手，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他们若投资思科，华为无疑也会是好的选择。

　　当然，互联网公司也很有潜力，比如新浪、搜狐、百度??尽管有时它们的价格过于昂贵。

　　《第一财经日报》：你以前曾经在中国市场遇到过投资障碍吗？

　　约翰?拉特里奇：我在中国市场唯一的障碍就是，我在中国的时间和经验都不够，这让我不能感到和中国本土投资者一样舒适自在。比如，中国本土投资者比我更懂得法律、懂得沟通、懂得如何分散风险，他们也了解如何协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和中国本地伙伴一起工作，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市场投资的经验。所以，我一直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我一直保持小心谨慎。

　　除了投资，我还有一个计划。在北京，我投入资金让一些学生到贫困地区的学校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们兴办教育、建立图书馆。

　　我们上一次的活动是和17名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合作，他们到西藏拉萨一所为残疾儿童和孤儿设立的学校。我给他们5000本书带到西藏，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图书馆，盖了一座花园，并和那里的孩子一起呆了一个月。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17个大学生自己掏路费，坐两天火车到西藏，一个月睡在当地小学的地板上，他们发自内心想要帮助西藏的那些孩子。当我问这些学生，你们为什么要去那里，他们说想让那些孩子知道有很多人在关爱他们??这才是真实的一面。

　　《第一财经日报》：谈到慈善活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新趋势，比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展示了他们全新的“慈善资本主义”精神。你认为，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体制，以抵制和纠正众多贪婪投机的企业造成的混乱？

　　约翰?拉特里奇：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次贷危机、各种丑闻以及贿赂是非常丑陋的，这显然给资本主义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

　　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推崇一种精神：怎么把钱用到刀刃上，不是只顾眼前，而是应该以如何关爱别人作为衡量准绳。我鼓励所有商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资金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本报记者袁薇对本文采访进行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