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一个全新的统计指数揭开了中国投资增长“过热”的秘密。
之前有数据显示,我国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1845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4.6%,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9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一度被市场解读为投资过热的明证。
这一数据的“变脸”值得各方高度关注,它或许表明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较之前的预测还要严峻许多。其一,经济走势因多重因素影响而复杂多变。从调控的具体目标看,物价依旧高位运行,但是直接推高物价的因素,诸如农产品供给不足、原油价格上涨,又绝非国内主动调控所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的。其二,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所谓的“三驾马车”均已显出疲态。至于外贸出口,在海外经济衰退压力和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背景下,其困境如何,即便不列举数据也可清晰感知到。
这两点特征构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物价的持续高企,让紧缩政策必须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从紧的政策导向极有可能让已经衰弱的“三驾马车”更加疲惫不堪。宏观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形成了明显的制约:诸如加息等传统的紧缩性政策,会直接提高生产企业的资金成本,继而通过价格传导因素传递到消费品市场。而在居民收入领域,由于企业效益因成本蚕食而下滑,将会抑制企业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能力,这又与日趋高涨的消费品价格形成矛盾,使得物价上涨问题的社会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一言蔽之,当下中国宏观经济趋热与趋冷两个问题并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让具体的调控工具和力度的把握显得极其困难。对此,笔者的建议是不妨从最坏处着手,秉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来确定调控思路。
所谓“最坏”,就是设想未来中国经济会出现严峻的“滞胀”局面,也就是经济增速减缓同时伴随高物价。一般而言,调控部门只能是在促进经济发展抑或稳定价格之间,选择一项目标进行温和调控,最终类似中医调理的方法来缓解二者对经济的恶性影响。
就中国当下的经济情况看,笔者认为选择维持经济增长应是第一位的目标。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在短期内实现价格调控目标的难度很大。
此次物价上涨的主导因素源于农产品市场国内外因素的集中变化,国外对于生物燃料的大量采用,以及国内长期农业生产积极性问题导致了供求失衡。而从目前国际价格演变趋势看,近期诸如大米价格的疯狂上涨,预示着整体农产品价格只能是围绕涨幅大小做文章,价格近期下降的可能性不大。既然物价调控很难因国内的单方面努力而取得成效,那么维持经济增长就成为必选的目标。否则,一旦国家整体经济再出现走弱问题,那么抵御外部风险的困难只会更大,是为“滞胀”背景下不得已而作出的次优选择。
综上所述,面对物价与经济增长的趋势矛盾,调控部门能否尽快确定主要政策的调控对象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单一思维的调控政策将很难避免顾此失彼的市场影响。
(作者为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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