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螺丝”正越拧越紧，从紧货币政策就是一把最有力的“螺丝刀”，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
“宏观调控的累积效应，次贷危机的巨大冲击，这两大因素结合起来，是导致目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原因。
”4月22日下午，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忧心忡忡地表示。
自深圳银监局调任江苏银监局4个月以来，于一直忙于调研。4月9日至12日，他带队赴无锡和苏州调研，与二十余户企业进行座谈，主题就是宏观调控下企业运营情况。
“最近，为什么资金"黑市"又活跃起来了，票据诈骗也抬头了？就是因为贷款规模控制后，企业资金链面临断裂。企业迫不及待高息融资，社会上就有人出来做这个生意。”于学军直言。
调研结果表明，从紧货币政策由三方面对企业产生了具体影响：企业资金链呈紧张趋势；企业借贷成本上升；小企业贷款满足率下降。
由此他大胆建议，要改进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式。一叶落而知秋，这位亲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主要经济发展区域的金融监管者，以江苏为样本，体现出了专业而广阔的视野。
宏调累加效应开始显现
《21世纪》：在今天上午的季度监管例会上，很多银行人士对下一步经济形势发展表示担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于学军：宏观形势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的累加效应开始显现。追溯起来，从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像拧螺丝一样，不断在拧紧。
如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被许多国家央行视为“重型武器”的工具，2007年中国就上调了10次，今年已经上调3次。自2003年9月的6％已经调至16％。再如去年的6次加息、去年四季度之后的贷款规模控制；大量发行央票对冲流动性等；以及此前对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调控等，这些调控手段的分量都已经不轻了。
第二，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太大了。目前，美联储实行放松货币政策，给金融系统输入流动性，现在可谓是勉强支撑危局。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手段，这场危机并不比亚洲金融危机轻松。
《21世纪》：目前，很多人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你怎样看这种观点？
于学军：我们不能小看次贷危机，美国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升值压力很大，目前的直接影响也是广泛的。
第一，美国经济萎缩由此会导致全球贸易市场萎缩。这个萎缩现在刚开始，还没有到最大程度。我们的调研也发现，企业感觉到拿订单很困难，谈不下来，也不敢接，由于国际市场在萎缩，“老外”也不知道拿了货会怎样。
第二，危机造成整个国际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升，如黄金、石油、粮食等。这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大，通胀造成的企业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
第三，全球资金流动性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一些影响。目前的外汇储备除掉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有一大块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境内的美元资产。只要把美元“闯”进中国，换成人民币放在银行，因为人民币存款利率比美元高很多，而且预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5％左右，一年后回报率至少在15％以上。
小企业贷款满足率下降
《21世纪》：那么，外部因素和宏观调控已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于学军：本轮宏观调控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工业生产、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是长三角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所以我认为长三角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近期我们的调研发现，企业主要受到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从紧货币政策、劳动用工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五大因素的影响。
如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反映，如果不提高美元报价，则企业汇兑损失加重，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如果提高美元报价，则订单流失。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部分企业已开始不接订单，不少小型企业开工率只有50%-60%，大型企业也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
而国家取消和降低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直接影响出口能力较强的服装鞋帽、化工化纤、塑料橡胶、钢铁金属等行业。
《21世纪》：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运营产生了哪些影响？
于学军：调研结果显示，一是企业资金链呈紧张趋势。中小民营企业资金从2007年9月开始受影响，表现为回款时间延长、企业之间的资金周转速度降低、两项资金占用增加等；大企业虽是银行的重点客户，同样受制于信贷规模控制，贷款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
二是借贷成本上升。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率从2007年初的2.3%上升到年底的9%，目前仍处于5%以上的高位，另有统计表明贷款利率实际上升了33%左右。目前，银行的优惠利率基本取消，并且银行还加收了一些费用，如大多数银行开始向企业收取1％至3％的承兑汇票敞口承诺费。
三是小企业贷款满足率下降。对全省120户小企业抽样调查显示，2007年四个季度小企业贷款满足率分别为92.53%、91.51%、83.87%和80.23%，呈逐季下降的趋势。
改进调控方式
《21世纪》：从江苏一季度银行业贷款增速放缓来看，规模控制的效果已经显现。而你今天上午提到，银行在加强风险意识和管控前提下，可以多争取一些贷款规模。如何理解这个意见？
于学军：我认为，目前的贷款规模控制可以再改进，改进后可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措施间更为协调。规模控制可以与用存贷比控制相结合。
目前，存贷比的监管警戒线为75％，可以控制存量存贷比，要求上限一个季度下降一个百分点，银行就会同比例收缩贷款；或是控制增量存贷比，例如控制到50％。这既可以达到控制效果，又柔和一些，也是市场化手段。
《21世纪》：据你估计，未来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会不会有新一轮的不良贷款暴露？
于学军：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只要宏观调控政策不改变，只要维持一个季度到半年左右，不良率肯定上升。
《21世纪》：如何防患于未然，针对上述问题你有何建议？
于学军：我谈一些不成熟的个人考虑吧。
第一，还是前面说的，改进贷款规模控制，可考虑增加存贷比控制比例。
第二，谨慎使用利率工具。如果说调高利率，可以把存款利率调高，把利差缩小；或者允许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一定比例的上浮，甚至可以上浮30％。这样一来可以部分解决小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问题。
第三，控制贷款增长的整体规模。整体贷款规模可循序渐进，要控制好总规模余额。现在的规模控制比例上，可以放松1％或2％。把规模控制改成比例控制，这是调控的艺术和方法。
第四，准备金率慎重再提高。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已经很大，再调高，部分银行的资金链也会紧张。
第五，在起点对冲流动性。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就将其对冲，这样一开始就没有基础货币投放。可以由中投公司或者财政部发行债券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还可以用财政收入直接购买外汇，即便发生贬值亏损，也是为国家大局服务，对所有老百姓也是公平的。
第六，财税制度要进行大的改革。要通过制度重新设计，减少财政收入，以实现其增幅与GDP增幅相仿。具体措施包括，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3000元；降低企业增值税，如从17％降到15％，给企业减负；印花税也要赶快调，恢复到千分之一的水平。这样一来，老百姓生活宽松，企业负担减轻，有利于企业的休养生息。
作者：陈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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