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专访英国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
陈晓晨
“我对中国一点也不陌生。”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教授见面就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道。
古德哈特教授出身贵族，从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当时的剑桥在学术思想和经济学理论上都比较偏向左翼，社会主义思想根基很深，从方法上颇多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德哈特教授这样介绍他求学时期的经历。“大学毕业后，我去哈佛经济系读经济学博士，那里大师云集，从思想上偏向自由市场主义。我从这两个地方都汲取了很多。”
古德哈特教授后来长期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这个学校的创立者是英国工党领袖、费边社会主义奠基人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和著名文豪萧伯纳。后来，他与默文?金（Mervyn King）在这所学校创立了金融市场研究中心，后者是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古德哈特教授曾任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首席经济学家，多年参与英国央行的决策及与美联储、欧洲央行的互动。他提出的“古德哈特法则”已经进入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
在LSE的办公室里，这位英国德高望重的经济界泰斗，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欧洲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第一财经日报》：此次发源于美国市场的金融危机对英国和欧洲会有多大的影响？
古德哈特：此次危机的影响已经全面发酵，使欧洲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欧洲的经济周期一般落后美国半年以上到一年左右。但是，现在英国和欧洲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危机的影响。英国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衰退。西欧的情况可能会更为糟糕，经济从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都面临衰退的危险。北欧的情况稍好一些，危机对那里的影响相比之下不算太大。
《第一财经日报》：索罗斯、格林斯潘、国际清算银行总干事马尔科姆?奈特都认为此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对此你是否认同？IMF估计危机损失或将达到1万亿美元，你估计危机还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古德哈特：我不认为这次危机能够与大萧条相比。另外，在大萧条之后，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滞胀似乎给人印象更深。
我自己对危机的损失没有做具体数字方面的评估。尤其是在英国和欧洲，危机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并会至少持续数月。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请你评估一下此次次贷危机的具体影响。
古德哈特：对于金融体系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流动性枯竭。流动性不足现在已经开始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美国经济虽然可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在年内走出衰退，但是其增长动力已经由贷款和消费转为出口行业和制造业。
在英国和欧洲，由于周期落后于美国的原因，次贷危机的影响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在可预见的几个月里，次贷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将比美国更为严重。有人估计次贷危机将最后在英国和欧洲结束，其时美国已经走出危机。另外，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将不能享受到出口型制造业带来的好处。这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至少是出口行业的增长将会是个打击。当然，这也许是促使这些国家转向依赖国内需求、实现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对于商品价格来说，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可能也很严重，而且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具体说，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危机和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紧密相连的。
金融危机加剧通货膨胀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相关？
古德哈特：2006年以来，商品价格经历了近几年来前所未有的上涨。比如说，粮食作物的价格从那时起就进入了上涨通道。这种情势引发了大量的投机行为，从而增加了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大量需求刺激下，商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反向投机行为，即售出这些大宗商品套现的行为，也抑制了商品价格的过快上涨。
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进程。由于流动性降低，投机商难以从银行那里获得贷款，从而中止了反向投机行为。例如，几家美国谷物投机商由于难以在下一季收获前获得银行贷款而进入破产程序。
总之，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流动性不足，进而引发了投机商们跟风似的囤积行为。这个进程加剧了本已存在的通货膨胀。
《第一财经日报》：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持续降息并令美元贬值，这是否也加剧了通货膨胀？你对此如何评价？
古德哈特：如果是我站在那个位置上，可能也会作出相同的决策。毕竟，这种做法释放了流动性，而这是当前危机的根本性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样做是很危险的：第一，降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预期。第二，美元贬值与通货膨胀可能是紧密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自从2007年以来，反映商品价格的高盛指数与反映美元汇率的美元/欧元比率就一直呈难以置信的高度相关关系。
因此，虽然美联储的做法释放了流动性，可能对解决危机有利，但是要提防其不良后果。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应该如何应对危机？
古德哈特：对于财政当局来说，现在面临的紧要威胁是商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需要采取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措施以保证吃饭问题。
这样的努力的背后，是货币当局以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实行控制。对于美国来说，抑制下滑过快的汇率也是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反周期监管无力助推金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怎样的问题？
古德哈特：最核心的问题是，全球监管机构的反周期控制不力??也就是说，在几年前的繁荣年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信贷规模和方向。当时的风险定价过低。市场在一段时间后突然逆转，之后任何的补救措施都显得无力。
当年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机构也对此予以考察和跟踪，并多次发出了警告。美联储也早就对美国过度繁荣的房贷市场心存疑虑。
但是，尽管这些机构预见到了这一风险，但是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工具以实现反周期控制的职能。目前通行的工具是巴塞尔体制，它规定了资本充足率必须要与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以防范风险，这就是所谓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和到来的时候，这一体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危机到来之前，它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措施有何弱点？
古德哈特： 我目前正在集中力量从事金融史的研究。我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并非没有规律。事实上，金融历史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总是发生在信贷繁荣过后。对低风险、高回报的预期导致了市场繁荣。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乐观看法导致银行增加放贷，并放贷给缺乏资质的借贷人。
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措施没有足够的机制使得银行在繁荣时期做好储备。相反，这种措施还推动银行增加繁荣时期的信贷以应对市场繁荣进入成熟期后利润率的下降。这样，它就不是反周期的，而是同周期的了。在信贷积累了一定时间后，市场可能突然崩溃，危机就到来了。
资本充足率应与贷款增长率和资产价格挂钩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改进银行监管？
古德哈特：我认为，应该努力将银行贷款变化率和资本充足率挂钩，以贷款变化率为标准衡量资本金要求。另外，资本金要求还应考虑相关资产价格。
目前，英国房贷问题正在成为困扰政府和大众的议题。以此为例，在改进巴塞尔协议的时候，可以将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与抵押贷款增量和房地产价格涨幅挂钩，而且向建筑和房地产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应该与此类贷款增量和商业地产价格涨幅挂钩。另外，还可以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最后，在资产价格指标不太可靠的领域，应该增加银行贷款增量本身的权重，或许可以同时辅以相关股市价格。
在萧条将要到来的时候，应该准备释放在繁荣时期由于资产价格提高带来的超额的准备金。可以在目前的水平上，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比如将资本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设为3%。当然，我并不认为应该完全放弃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底线。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改进？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和相关资产价格挂钩的做法为什么能防范危机？
古德哈特：这种改进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第二，减少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
正如我所说，危机总在信贷繁荣之后发生。而目前的监管体系无法做到在繁荣时期抑制信贷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那么，如果不能抑制信贷本身，那么为繁荣之后的萧条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将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量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敦促银行在繁荣时期增加资本储备。
这种改进方法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打个比方说，水坝在洪水（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蓄水，以备干涸期（萧条时期）之用。与这个比喻不同的是，在金融领域的“蓄水”应该是个自动的过程。而资本充足率-资产增量挂钩机制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改进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古德哈特：如果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那么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抵押贷款可能从资产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从而使得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可能使得位于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
另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资产转移给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
当然，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令人深刻的滞胀时期，你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世界经济会面临滞胀么？
古德哈特：目前滞胀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局面将至少持续两年；与此同时，经济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看待世界粮食问题？你刚才谈到了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上涨。
古德哈特：是的，我认为当前包括粮食问题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像是一个金融问题；其中，流动性不足和美元疲软是两个重要源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供求面不起作用。例如，玉米乙醇干预了供求，对近两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很大。尤其是美国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价格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另外，一些粮食和食品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哈萨克斯坦、阿根廷等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其国内消费，这使得那些依赖粮食贸易以解决温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损失。最后，新兴经济体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上涨，并且随着其经济不断发展，会进一步上涨??当然，很难相信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
我认为，财政当局和各国的民政部门必须应对粮食这一棘手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以保证穷人的吃饭问题。货币当局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并控制汇率相对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国际资本流向将是怎样的？流向新兴市场，还是流向美国？
古德哈特：毫无疑问是新兴市场，不仅有公认的中国和印度，还有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大国以及巴西这样的资源和消费大国。另外，越南等国的制造业也可能是资本的下一个目的地，因为由中国转移出去的出口型制造业需要有一些劳动力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承接。
《第一财经日报》：索罗斯认为，这次危机中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能不保。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古德哈特：不同意。当前美元疲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离失去主导地位还差得很远。我认为，无论十年后美元币制怎样，地位还是像现在的这样。
中国需扩大内需、加速产业升级
《第一财经日报》：以你的观察，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将受何影响？
古德哈特：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谈到中国经济“经历着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萎缩而出现一些麻烦??当然，我认为这也许正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
长期依赖出口创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的不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必须更多依赖自身的国内需求。我想，这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一些观察家的共识了。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古德哈特：首先要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部分地来源于投资过剩、储蓄率过高。当然，我知道东亚国家都有储蓄的文化传统。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储蓄率过高恐怕还因为国民的不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退休后没有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必须扩展“社会安全网络”，让国民更多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够降低储蓄，鼓励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
古德哈特：怎样评估海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如何管理巨额外汇储备，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执行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
我个人认为，美元资产在一两年内还不会成为优质资产，投资美国不是一个上佳选择。不过，鉴于中国手中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怎样处理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其中也许不光有保值方面的考虑，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
另外，货币政策的决策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以专业性的考虑，应当加强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力，在各国都应该提倡这一点。在中国，专业的金融问题专家很多，而且非常博学，我相信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能力。
最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存在的。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是对欧元却不断贬值。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对“一揽子”货币升值，这才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平相当，实现收支平衡，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准备。不过与此同时应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需要一定的准备，是需要哪些准备呢？
古德哈特：我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知识储备。现在，可能除了中国银行等少数银行以外，中国很多银行对外汇操作的知识还不甚完备，贸易公司的外汇操作经验也不是很多。再比如，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取消外汇管制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必须完善银行监管机制，并从内部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养。我认为，中国需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应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货币风险。这一进程可能需要在五到十年内完成。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英国政府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还是持欢迎的态度，但有消息说，如果保守党在今年的议会大选中获胜，英国可能改变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
古德哈特：我不认为是这样。英国的文化传统是尊重现实，金融部门也不例外。另外，金融机构的专业性也会继续延续。如果保守党上台，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政策不会与工党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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