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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财政思考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风暴潮灾害等水文灾害、病虫害和鼠害等生物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历史长、危害范围广、爆发率高,且具有季节性、阶段性、持续性、周期性、交替性和群发性等特征,也是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
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痛定思痛,最近一个时期特大灾害频发的背后,留给人们太多的思索。本文仅从财政视角做点粗浅思考。

  一、亟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合理构建自然灾害财政投入机制

  当人们惊愕于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可能是问责??为什么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没有预报?专家解释:地震的短期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后来发现,这次地震伤亡,大部分因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公共建筑设施倒塌所致。可以这样设问,假如公益性基础设施抗震设计能力再强一些的话,假如城市布局和工厂布局远离地震断裂带的话,假如人们的地震预防知识再多一些的话,那么伤亡和损失可能会大大减少。从表面看相关部门有失职之处,但从深层次思考,则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城乡“二元”财政供给模式差异长期作用的结果。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国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天气预报、地震预报等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能由私人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战略,选择了一条重视城市忽视农村、重视市民轻视农民、重视工业牺牲农业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重视经济忽视社会、重视增长轻视保护的倾向,于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二元”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直至1998年以前都属于典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出现了“失灵”,公共产品和服务出现了不足和短缺??“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住房难”。同城市相比,乡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显得更为捉襟见肘。研究表明,占全国人口近60%的农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中小学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2006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别为11759.5元和3587元,而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和43。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只能是低标准、低水平和不充足的,此次汶川特大灾害的“惩罚”暴露出其中的“软肋”。

  为此建议:一是加快构建“一元化”财政制度。改变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统一城乡财政,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在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供给,统筹城乡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和收益共享制度。二是形成自然灾害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合理构建预警、防治、救助三位一体财政投入模式,克服轻预防重捐助的被动模式,坚持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三是根据辖区收益原则,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全国性或区域性灾害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地方性灾害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自然灾害的预防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二、慈善事业要走出命令动员模式,健全鼓励捐助的税收制度

  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灾害,牵动着国人的心,各种形式的捐助活动在政府、企业、学校、社区等不同层面展开。轰轰烈烈的捐助行动背后,依然惯用计划经济时期“号召式”、“口号式”手段,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按照职务高低、经济规模大小规定着捐助标准。这种构建在非规范、被动式基础上的慈善事业,常常是在灾难事件发生时才有公益行为,必然是缺乏计划性、统筹性、前瞻性。

  诚然,造成我国慈善事业不温不火的原因可以列举很多,但相关税收制度设置上的缺陷亟须引起重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防止富人过分聚集财富,往往运用遗产税的手段加以限制。作为“富人税”,该税种在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备受各国推崇采用,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在美国,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为50%。在日本,遗产继承最多只能传至三代,高额税收限制了不劳而获者。在发达国家,甚至还出现了有遗产继承权却无力承担遗产税的“怪现象”。当今,欧美许多国家对所有的慈善捐助给予免税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政务院曾在1950年1月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列有遗产税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2007年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告别了短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培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产生了一部分高收入者。“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前提和可能??“税源”的客观存在。同时,当人均收入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也将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出现两极分化,步入了“矛盾凸现期”,这为实施税收政策手段的再调节??开征遗产税提供了现实必要性。

  为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被动”捐助为“主动”捐助、“要我”捐助为“我要”捐助,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源泉。

  三、兄弟式互助符合中国国情,从制度上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模式,这种“罗宾逊”式转移支付,简单易行,作用直接,往往受到青睐。更上一级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威,便可轻而易举地向下集中财力,完成财力和资金在各级政府间无偿转移。由于纵向转移支付能够较好地体现上级政府的施政意图,各国纷纷采用。我国也不例外,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一路攀升。1995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仅为2532.9亿元,到2006年猛增至13589.4亿元,年均增长16.5%,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财力分布不均的矛盾。

  此次汶川地震,得到了各地的慷慨捐赠。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一方面,也透视出构建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受资源禀赋等多因素的制约,地区差异巨大。要很好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单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极易引起发达地区的“不满”,而且过分地“杀富济贫”、追求公平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启动了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援助行动,收到了一定成效。虽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横向转移支付,但达到了先富帮后富的目的。

  为此,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相关制度,积极开展试点,在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中适度运用,以弥补现行纵向转移支付的相对不足,实现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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