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促进产业调整与经济转型

　　⊙潘英丽

　　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结构矛盾，降低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两种冲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护30年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进6后，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探讨不少。现有文章大多从宏观经济层面讨论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其影响，而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角度谈的很少。因此笔者重点从这两个方面谈个人意见。

　　充分认识人民币升值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作用和意义

　　从理论上讲，汇率通常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对外汇率，用来表示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相对水平。这种对外的名义汇率即表示为本国货币的外币价格，其实际汇率则表示为贸易商品的对外相对价格。但是另一种称之为内部实际汇率，人们研究很少，媒体讨论就更少了。内部实际汇率是贸易商品与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因为非贸易品的一般价格水平在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中没有相应的统计口径，计算十分复杂，因此在国内做内部实际汇率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如果我们对内部实际汇率有所研究，我们将会认识到汇率是一个重大的产业政策变量或重大的结构调整政策变量。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有较为明显的低估。假如说均衡汇率在7元，但我们的官方汇率固定在8.3元。这种低估的意义何在呢？这种低估实际上就是让非贸易行业（主要为服务业）和进口部门给出口行业补贴。也就是出口企业每创造1美元外汇收入国家补贴1.3元。这种汇价补贴相当于合理销售收入（以7元的人民币汇率计）的18%。而制造企业的利润通常只有销售收入5%左右。这种补贴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实除了汇率补贴外，国家还通过退税、低利率、土地、矿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低估给出口制造业补贴。因此与农业和服务业相比，出口制造业极为有利可图，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20%上升到2006年的35%。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内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压力，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由于门槛过低，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低端出口制造业过度发展；附加值低，加上行业内恶性竞争，导致出口价格过低，结果是国家稀缺资源的贱卖和国家利益（包括工人和企业家自身利益）向进口国家的输送。

　　另外，宏观经济层面，随着对外依存度上升，脆弱性也大幅度上升，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下降，产业结构的失衡也进一步加深。农产品、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或成本推进与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风险正是三大产业中工业过度发展的结构矛盾加深的表现。美国经济衰退与美元贬值带来的进口成本推进只是使这种内部结构失衡的危害更明显地显现出来，更让人难以承受而已。实际上外部市场的开拓和国际原材料的进口，通过释放过剩产能和平抑成本推进的方式缓解或掩饰了内部结构矛盾。目前结构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近期已对以往的出口产业倾斜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实际汇率的调整与名义汇率的升值已使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状态得到改善。但是通过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对实际汇率作出修正的社会成本远比名义汇率调整的成本大得多。通货膨胀会导致全社会生活费用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严重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扭曲市场信号，无法形成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的内在激励。因此有必要全力以赴防治通货膨胀。这就需要让人民币名义汇率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作适当升值。这是具有当前稳定物价和长期优化结构双重效应的理性政策选择。身处出口制造业的企业家必须认清形势，以大局为重，主动积极地作出明智的战略调整。

　　充分认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金融战略意义

　　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上还与美元贬值趋势有关。虽然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15.4%,但是由于美元对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的贬值,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没有明显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讨论离不开对美国经济形势与美元变化趋势的分析。

　　美国目前所处境地与上世纪70年代颇有相似之处。60年代后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为越战的副产品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市场“美元灾”的发生。美元危机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放弃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美元危机以及石油价格冲击造成了石油输入国家此后十多年的滞胀（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存）局面。2001年以来由于911事件和IT泡沫的破灭，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危险。美联储持续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2004年美国利率水平降低到47年来的最低点，美国采取贸易赤字的方式输出美元，并通过资本输入方式维持其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的对外贸易自1976年以来持续入不敷出，出现30多年赤字，这也使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债务国。

　　与30多年前不同的是，美国虚拟的金融经济已出现过度发展之态势。一切未来的现金流都可以通过创设金融工具让其提前兑现。次级贷款及其所担保的次级债券就是建立在房地产价格未来上升趋势这种脆弱基础之上的金融产品。美国金融市场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的高层建筑，次债危机只是其冰山一角。

　　另外从人口结构和技术周期变化趋势看，发达国家可能正在进入长达十年以上的持续经济衰退周期，在此背景上，美元即使有短期反弹的可能，其长期贬值的趋势则会越来越明显。因此在美元持续贬值背景下，如果人民币不升值无疑是鼓励贱卖国内稀缺生产资源以换取持续贬值的美元纸钞，透支国民经济未来发展潜力来维护当代部分集团利益的做法。事实上，按照目前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到今年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将达2万亿美元，而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已接近全部发达国家官方外汇储备持有量，并相当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官方外汇储备的40%以上。

　　因此无论是从国际视角还是国内视角看，人民币升值符合国家长远而根本的利益。

　　此外，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国际阴谋论在国内也是颇有市场的。人们认为，通过压迫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崩溃是美国的一大阴谋，如今美国想故伎重演对付中国。

　　笔者曾对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后的经济结构问题作过研究，近期又查阅了日本相关年代的国民经济数据。我的看法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最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僵化，在产业结构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候未能成功实现结构转型。日本经历了战后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80年代初国内劳动力成本已大幅度上升。日本企业加快了向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海外投资步伐。当这些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并奉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产能大幅度增加以后，电子产业开始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日本在这些传统产业上已无法与这些后起之秀竞争。日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在国际分工中找到新的位置。工资水平很高的日本经济占有优势的领域应该是技术密集型商品和服务领域。但日本并没有将日元升值和海外竞争作为产业升级的契机，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因为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和终身雇佣制度无法为新兴产业的崛起提供金融、技术和用工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经济的空心化问题已经存在，只是泡沫的产生掩盖了这些问题，随着泡沫的破灭，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并显得十分严重。

　　日本央行对日元的急剧升值作出的过度反应，也带来严重后果。由于担心经济衰退，日本央行于1986年1月至1989年5月实施并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信用政策成为泡沫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在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并没有致力于的投资和发展生产。一方面，日本制成品销售已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对出口的约束也限制了经济的景气回升。因此企业控制设备投资而将富余的资金和银行筹集的资金投资于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股票债券价格的上涨，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筹资。因此通过市场筹资的企业增多，筹措的资金再投资于有价证券和不动产。于是不动产价格、股价和债券价格进一步上升。如果股票价格指数以1985年为100点，1989年已高达258点，增长158%。不动产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约为120，1990年已接近300点。资产市场的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在缺乏限制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对资产价格上升的预期和对更高资本收益的期望会进一步增加对这些资产的需求。由于过去价格的增长决定未来价格的预期，日本投资资产市场的实际借贷成本往往是负的，例如日本在1985-1989年间，平均贷款利率低于6%，并且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而股票价格的年平均增长高达27%。资产价格的上升扩大着人们对资金和资产的需求，信贷与资产需求的扩张又推动着资产价格的膨胀。两者相互促进，愈演愈烈。泡沫经济的破灭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开放境外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投资。1980年《外汇和对外贸易管理法》修正案的通过，对国外投资者简化了投资程序，放宽了对特定公司的投资上限，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的购买得到了恢复和增长。在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日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和退出无疑也是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的重要推动因素。

　　由此可见，美国要搞垮竞争对手，施展阴谋诡计，决非压迫对方升值这么简单。严重的深层次结构矛盾才是日本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日元的急剧升值只能是其慢性重症急性发作的一个诱因。

　　就中国今天的处境来看，我们在三方面与日本当年相似：一是内部存在深层次结构矛盾；二是本币面临强大升值压力；三是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现在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可能的经济衰退，当年是新兴国家抢占日本出口市场）。与日本当年不同的是：一、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13亿人口，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也很大，因此在内部市场开发和成本控制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二、尚未实现资本项下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国际资本想来“剪羊毛”还不太容易；三、发展水平不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人均GDP已达25000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大约为2500多美元。中国不允许发生金融危机，这是中国这个仍然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大多数仍然相对贫穷的人民所不能承受之重。四、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已有很大的不同。美国金融体系脆弱性已引起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大幅度上升，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在大幅度上升。

　　因此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内部结构矛盾，降低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两种冲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护30年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就是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的重大政策。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转型的配套政策措施

　　人民币升值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仍然是不够的，需要相应政策进行配套实施。人民币升值只是提供了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或转型的激励或压力，但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具体而言有以下5点建议：

　　1、放松服务业的管制和市场准入限制，允许更多民营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进入各类服务性行业，并对新建和新进入企业提供税收和融资等优惠政策的支持。目前可重点考虑是通过发展有市场需求的消费服务业和中低端的生产者服务业，为出口制造业释放的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中低端生产者服务业有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中心，数据输入和处理等企业服务性工作的外包。应大力促进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和机构内部服务性工作向中西部地区外包，通过在中西部生活费用相对低的地区建立承受外包的服务公司，既可创造就业岗位，又可降低发达地区企业经营成本。消化吸收外部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

　　2、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设立产业结构调整专项基金。用于支持企业在产业间、地区间的转移或转型；用于生产技术改造或更新，促进节能减排等新工艺和新技术的运用。

　　3、商业银行对现有信贷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事实上商业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抵押贷款政策很大程度上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助长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因此，商业银行应将信贷支持的重点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产业内重组和结构转型。商业银行需要设计开发并购融资等新型贷款业务，促进竞争性产业的整合和重组，促进由优秀企业家和先进企业制度支撑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方式提高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的对外竞争力。

　　4、在失业或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再就业工程、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和信息发布等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多个积极性。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失业，同时需要健全并促进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5、通过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经济组织创新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吸引民工回流农业部门，以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从全球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的态势来看，农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的瓶颈产业。虽然中国这几年来农业丰产，粮食储备充足，但是农业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性质。农业生产的壮劳力已十分稀缺，技术和生产率水平也十分低下。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看，加强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和制度创新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政府可以帮助农民工中的能人实现自由创业，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将更多的利润留在农业部门内部，促进其休养生息，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