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玮：组织浙商与科斯交流（上）-搜狐财经

　　梁晓玮

　　2008年4月23日傍晚，当飞机终于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我不禁长长吁出一口气。十几个小时飞行的疲倦和劳累似乎随之而去。一切还算顺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长达半个月的“2008浙商访美对话活动”划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对于我而言，这个被朋友们戏称为“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被完成了。而期间，甘苦自知。

　　回到杭州的当晚，与一位年长的朋友通电话，他说：“你干了一件漂亮事！但是对于此事能给你带来的东西不要抱过高的期望。最重要的是它将会成为值得你自己回味的一次个人经历；而这样的经历在人的一生中有几次也就足够了。”

　　这次奇妙的经历源于两年前的一个夏夜。夜晚的西湖灯光点点、凉风习习。我与科斯的助手王宁博士坐在湖边悠闲地喝着茶，听他讲高深的“科斯定理”。聊着聊着，我突发“奇想”：“我能组织一批浙商去美国和科斯教授会面交流吗？”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属于那种宗师级的人物。后来在组团的过程中，我经常向客户这样比喻：“美国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好比是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科斯是属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这个层面的。”（这种比喻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其实，我向王宁提出的“奇想”也不完全是心血来潮，因为在一个多月前，张五常教授给科斯写过一封信。

　　张在信中向他的老朋友盛赞浙商，“我所遇到的这些浙江的企业家，大多数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但是我敢打赌，这些企业家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你会很喜欢浙江的企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学并不重要。”

　　此次王宁随张五常教授夫妇来杭，也正是因为科斯希望王来看看在张笔下如此人杰地灵的浙江。

　　王宁回到美国后没多久，就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科斯愿意并期待与浙商们会面。”我开始兴奋地与周边的朋友们探讨此事的可行性。

　　我在美国长期生活的兄长给了我一个立意高远的建议：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比较激烈，你可以将中美贸易关系作为此次浙商访美对话的主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个主题最合适的探讨对象应该是美国政府主管贸易的官员，而非科斯。

　　因为科斯本人是一个远离政治的经济学家。当年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时，曾邀请好友科斯会见里根，却被科斯婉言谢绝了。科斯是一个性情恬淡的的学者，与那些渴望成为“帝师”的经济学家是两路人；他与管理大师德鲁克一样，其最大的乐趣只是反复阅读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

　　专门研究浙商的学者杨轶清也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建议；他认为浙商更感兴趣的应该是美国企业界的知名人物，比如500强的CEO或者高管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恒电器董事长朱国锭则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帮我分析：如果有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全程拍摄，将会使此次活动锦上添花。

　　我将上述建议和自己原有的想法综合梳理了一番，得出了以下总结：本次浙商访美对话活动应该是一次“通过与美国学界、政界、商界的高端对话，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为目的”的民间外交活动；并同时邀请权威媒体全程报道。

　　总结完毕后，我非但没有被这“宏伟的蓝图”所鼓舞，反而陷入了疑虑中：这是我这么一个“草民”能完成的任务吗？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民间外交”的相关资料, 希望从他人以往的经验中找到勇气和借鉴。但是搜索了半天之后，我发现这种纯民间的、由民营企业家自发组织的“民间外交”鲜有其例。

　　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更多的却是惊喜。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又是他人从未做过的；如果能做成这样的事应当是相当有趣的。而这年头，真正有趣的事并不多。

　　然而做这样的事情会有经济效益吗？我没有把握。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虽然这种价值不一定体现在经济效益上。

　　事实上，我清晰地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商人。青春时期的那种理想主义抑或空想主义的情怀在自己身上打下的烙印至今挥之不去。大学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现在看来，那似乎是人为地想把那种“与青春相关的日子”延长。我基本上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晃晃悠悠地行走在现实世界中，觉得这样进退自如，无拘无束。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初为人父之后。有了儿子的我，责任感和事业心陡增，觉得不能再这样晃悠下去，得选择某个职业持续稳定地做下去。其结果是选择了俱乐部这个行当。很多行业只是不停地重复做相同的事，但俱乐部不是；永远会有新的人，新的主题和新的事情。我们邀请知名的学者和专家来为企业家做论坛或是沙龙；同时又不断地将陌生的企业家发展成我们的会员和朋友。而且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做这个行业，做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也是在俱乐部这个平台上，我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包括企业界和学界。

　　人脉资源的积累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游戏。比如说科斯这条线可以倒溯到高小勇。这位《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当年“诺贝尔大追寻”的发起人，在2004年5月受我们的邀请来杭州做论坛。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我们得知高和“华人经济学家第一人”张五常教授很熟。于是我们通过高在2004年10月邀请张五常教授来杭演讲。之后张五常教授夫妇几乎每次来杭，我都会与其见面。于是有了在2006年夏天与科斯助手王宁的相识……这几乎是时下流行的人脉“六度空间理论”的一个经典案例。

　　2007的中国股市异常火爆，让我这个小散户也跟着“鸡犬升天”。我看着自己帐户上随着指数不停上涨的市值，心想这点钱应该够折腾一下了。我开始注册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名字取为“通衡”，意为“因沟通而平衡”。

　　我觉得中国智慧的核心就是“平衡”，那是在纷扰的世间矛盾中唯一通向和谐的路径。中美关系亦是如此。取名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但是注册一家公司就不是那么好玩了。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开始找房子、装修、办手续、工商、税务、银行……等终于拿到营业执照时，我感到那好象是我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证。

　　在注册公司的同时我加紧了美国方面的联系。起先我还是想通过个人关系的延展来促成此事。比如美国财政部前任部长是科斯的学生，我们曾计划通过他来安排浙商会见美国政府官员。对我而言，这种私人相托的优点是成本低、财务风险小。但是在联系过程中，我发现这种渠道的随意性太大，而且拐了好几个弯的关系其力度也有限。后来我了解到，在美国有专门安排此类事情的公关公司，于是我们开始侧重于寻找和此类公司的商业合作。

　　商业合作的优点是简单明了，而且确定性强。但是其代价不菲，动辄就是上万美金。这个钱自然要靠组团来消化。然而组团工作周期漫长而又异常艰辛。首先是信任度的问题。你们这么一家刚刚成立、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怎么会有能力和资源做这样高端的事情？这是一些陌生客户的第一反应。而这个问题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的，有时侯会“越描越黑”。

　　为了解决“信任危机”，我们试想寻找一些知名的机构和协会进行合作。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协会多多少少都有着官方的背景和色彩，这就与我们“纯民间”的初衷相违背了。而且那些知名的机构一般都会比较强势，与其合作的前提是将主控权交出去；另外在活动的安排上、收费的标准上都会产生分歧。权衡之后，我决定单干；我就是要凭一己之力将此事做成，心念及此，豪气渐生。

　　我将组团范围基本确定在相对熟悉的企业家中；他们也知道我交游甚广，而且做事还是靠谱的；在我们之间，信任度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新的问题相继出现；我发现这些企业家中真正对访美方案感兴趣的并不多。那份“2008年浙商访美对话方案”是我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们花了整整一个夏季的时间一步步落实下来的；其间有全球顶级的学者，亦有相当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我不禁有些惘然：是我的产品有问题，还是我没找到对应的市场？在与企业家的反复沟通中，我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方案过于笼统，而企业家的需求又是各有侧重。

　　于是我们开始做市场细分：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儒商，我们和他大谈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社会活动型企业家，我们与其共同分析民间外交的作用和意义；对于口才好又愿意表达的企业家，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就成了主要的话题；而对那些非常务实的老板，我们会分析团里有哪些企业家可以成为他的大客户……如此不一而足。

　　也有几个企业家根本不听我作任何分析，他们只是简短的一句话：是你办的活动我就参加。而面对他们，我只有无言而感动。

　　到了2007年年底，已有30多个企业家报名参加。然而30这个数字就象是一只股票的最高价，接下来的就是冲高回落。交护照复印件的时候，退出了几个；确定去签证时，又退出了几个。

　　我向朋友比喻道：当初有30个人报名参加，就好比我买的一只股票到了30元；然后是每减少一个人，就好比是一个跌停板。而我竟然忍受了十几个连续的跌停板。朋友听后笑了起来；然而那确实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写照。即便是幽默，那也是苦涩的黑色幽默。企业家们大多也确实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而不得不改变日程安排。面对这种改变我只能回答道：“好的，没关系。下次有这样的活动再邀请您参加。”

　　在决定做此事的时候，我就定下了一个基调：此次活动的着眼点不在赢利，首要的是能将项目顺利完成，当然其底线是不能亏损。

　　然而随着人数一个个的减少，我的底线被突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