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晋商兴衰古今鉴

　　徽商的衰亡与晋商的辉煌，都来自于垄断。但徽商的垄断是在政府庇护下形成的，晋商的垄断则是通过竞争

　　中国的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最早的两家当铺都是寺庙，一家是南齐的招提寺，另一家是南梁的长沙寺。

明清时期，典当业的执牛耳者，南方是徽商（以休宁人为主），北方是晋商。到了清代中期，徽商包括典当业已经走向衰落。晋商由典当业转入票号业，迎来了新的辉煌。

　　垄断让徽商走向衰亡

　　徽州人从事商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宋，甚至东晋，徽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代中期形成的。徽州人的商业活动主要以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为主，徽商的核心产业是盐业。

　　明代继承了西汉以来的盐铁专卖，由国家对盐业实行垄断性经营。明初政府为了保证北部驻军的军需供给，实行了开中制，即允许私人用粮草换取盐引（又称盐钞，是一种取盐凭证，可以作为代币流通），从事盐业贸易。开中制促成了晋商的形成。明代中期，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抬高了盐值，这就将开中制变为折色制（直接用银子换盐引）。在折色制下，商人不必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在内地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当时，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边商”是仍在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的商人，“内商”是在内地纳银换取盐引的商人。这时，“边商”失去了靠近北部边疆的地理位置优势，无法控制盐引。“内商”控制着两淮的盐业，资金雄厚，迅速发展起来。“内商”向临近两淮盐场的扬州集中，以徽州人为主，这就形成了徽商。

　　本来在开中制和折色制下，任何人都可以用粮或银换盐引。但在盐业垄断之下，盐业的利润太高了，一斤盐居然卖到三钱银子（相当于一石米）。这就激发了政府和官员滥发盐引，造成盐的产量小于发出的盐引，明代中后期已发出而未支盐的盐引达到20万引。为了疏清旧引，政府把持有盐引的盐商分为十纲，每年对一纲支旧盐引，其他九纲以新盐引支盐。政府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旧引数量。名字不在纲册上者，无权经营盐业，这就是纲监制。纲监制实际上是政府授权的私人垄断，进入盐纲者都有政府官员背景。盐业由政府垄断变为官商勾结的私人垄断，因此，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

　　进入清代之后，盐业仍然沿用纲监制。盐商要能入纲并保持地位，就必须依靠官方背景。官商一家，如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在康雍乾三朝为军机大臣、大学士，其家族也从事盐业。也有的是官商勾结，如大盐商江春、鲍志道都有官员、甚至皇帝的支持。这时的徽商需要的不是商业上的创新，而是维持与官员非同寻常的关系。清代文人李斗写的《扬州画肪录》，记载了徽商在扬州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评论徽商的生活方式时说，他们如此奢华，不仅是本身的爱好，更为重要的是交结官员，实现官商勾结。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都由徽商接待，排场之大，耗费之多，无与伦比。无非是让乾隆关照他们，给予更多的特权。

　　徽商靠盐业垄断获得暴利而富极一时，保持这种暴利的唯一方式是靠政府维持垄断地位。这样，徽商就把心思用在交结官府上，而不是商业本身的创新上。所以，清代中期，当纲盐制变为票盐制，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盐业时，徽商的垄断地位即不复存在，徽商也因此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亡之路。徽商们经营的典当业在盐业垄断时代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在盐业垄断消失之后，也没有出现像晋商票号那样的辉煌。徽商靠垄断获利，丧失了业务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创新让晋商走向辉煌

　　晋商在明代中期之前，也以盐业为主，也靠与官商结合而做大，如张家与王家都是官商合一的大家族。但进入清代之后，乔家、曹家、常家、渠家、侯家等显赫一时的晋商，却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却成就了一番事业，靠的是自我奋斗。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只有靠不断创新。有了创新的动力，就会有创新的方式。晋商的经营模式，既有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制度创新，又有技术创新。

　　从商需要资金。晋商和其他商人一样，是从小本经营起步的。但要把商业做大，必须解决筹资问题。晋商曾采用过贷金制、合伙制和伙计制等。最后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期），终于找到了股份制这样一种至今仍有生命力的筹资方式。晋商的股份制已具有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股权相对集中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晋商的企业可以做到拥有员工3万余人，分号600多家，靠的就是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之路，并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完全是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出来的。这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企业做大了，就必须要有一套规范化的管理机制，晋商深知这个道理。管理规范化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人，二是制度。在用人方面，晋商打破了家族企业亲情化管理的传统模式，坚持“用乡不用亲”，坚持东家的“三爷”（儿子称为“少爷”，女婿称为“姑爷”、小舅子称为“舅爷”）不能进自己家的商号或票号。晋商建立了一套至今看来相当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用于激励员工的身股制，即员工享有身股，并按身股参与分红；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称为“龙门账”的现代复式记账财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创新，保证了晋商几百年的成功。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并不具备贸易优势。但晋商却做成了天下第一商帮。靠的是创新。山西本不靠海，但清初的船帮做的却是对日贸易。山西商人把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运往日本，换回铜，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山西不出产茶，但它紧靠茶叶需求大户俄罗斯和蒙古。晋商就利用这个广大市场，从湖北、湖南、福建等产茶区采购并加工成砖茶，运销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成就了晋商中的驼帮。

　　更为重要的，是票号业的创建。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同世纪初期，国内动荡，晋商抓住时机，创建了异地汇兑的票号，在“货通天下”的基础上实现了 “汇通天下”。票号是一项全新的业务，晋商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适应这个行业的制度，使之有效运行百年之久。在这百年中，票号经手的银子有十几亿两，但没有出现过一次高管卷款逃逸、贪污、诈骗等违法事件。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徽商与晋商几乎是业起同步，徽商在清代中期失去盐业垄断地位之后迅速走向衰亡，晋商在明代中期盐业失利后，不断创新，一步步走向辉煌。究其原因，则在于徽商的垄断地位使他们丧失了创新能力，而晋商却在不断创新中生存与发展，创新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逼出来的。徽商的垄断来于自政府，“因势而盛，失势而衰”。晋商在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和票号业中也形成了垄断，但这种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生命力也就更持久。

　　中国有句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徽商有政府保护，没有置于“死地”，创新能力就自动消失了。晋商经常处于“死地”，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如果把徽商比之为有政府保护的国企，把晋商比之为没有政府做后台的民企，这篇文章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古喻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