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规模”的观众
沃顿营销教授张约翰(John Zhang)认为,2008年奥运会对跨国公司特别有吸引力。
“北京奥运的吸引力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奥运、北京。”张解释道,人们一提起奥运会,总会想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接触潜在客户的千载难逢良机。
把这种效果与中国刚刚浮现的数量庞大的新兴消费群体相乘,“你的面前是无数的顾客和由他们所带来的无限商机。至于赞助奥运的投入产出比,你根本不用担心。”
施罗普希尔曾经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工作了3年。他表示,自1980年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接受赞助以来,奥运会的名字就改成了“花钱机器”。“1984年,奥运会接受的赞助金额为400万美元,而1980年这个数字仅为25万。”
2008年北京奥运会,12家全球顶级赞助商提供的赞助金额,已经超过了8.66亿美元。这些赞助金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和国际体育协会之间分配。
除了联想、可口可乐、三星、强生和通用电气以外,奥运全球合作伙伴还包括国际IT服务公司源讯公司,以及柯达、宏利保险、麦当劳、欧米茄、松下和维萨。随着赞助价码的上涨,这门赞助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施罗普希尔表示:“现在,赞助的排他性越来越强了。”
奥运会给企业提供了接触主办国市场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施罗普希尔提醒人们回忆一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富士公司和兄弟工业公司在美国竞争赞助商的过程。“他们都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明确战略。而当北京奥运来临的时候,所有公司都想借机在主办国中国占据一席之地。”
惟一的例外是中国本土公司联想,这家电脑公司在2004年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沃顿管理教授马歇尔•梅耶认为,作为奥运全球合作伙伴中惟一的中国公司,联想“既关注国内市场,也关注海外市场”。他说:“联想明显想把自己定位为与其他大赞助商平起平坐的跨国公司。”
赞助商的目标锁定了中国的消费者,但类似抗议火炬传递这样的事件,却似乎十分严重。赞助商真的可以和人权抗议这样的负面影响绝缘吗?梅耶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仅仅局限于某种范围之内。
“赞助者的最大危险是电视覆盖受限。中国不希望世界或者他们自己的人民看到动荡。如果有人在鸟巢展示抗议标语,电视上是不会播的。”梅耶说,“任何对于电视覆盖,或者网络覆盖的限制,都会影响赞助的价值,对于品牌认知的回报也会相应减少。” 抗议与“关掉”运动
到目前为止,抗议者还没有给美国的赞助商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舆论走向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纽约调查机构佐格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4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国际奥委会选择中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是个错误的决定,而1年前,这个比例只有44%。
与奥运会有关的某些名人,也开始用行动表达对中国政策的不满。比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就因达尔富尔问题辞去了北京奥运开幕式艺术顾问一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旺加里•马塔伊,则因中国人权问题拒绝担任奥运火炬手。
一个叫做“达尔富尔之梦”的美国组织,根据赞助商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回应,对他们进行了评分。名单中共有19家赞助商,其中12家没有达到及格标准。由于对达尔富尔的捐赠、向国际奥委会表达关切之意,以及指派专人处理达尔富尔相关问题,通用电气得到了C+的评分。
奥运赞助商独立观察家艾伦•弗络伊登赫穆表示:“我们有一套明确的要求。我们并不是在打击中国,或者呼吁联合抵制。只是希望企业能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杠杆作用,要求中国推动苏丹政府结束达尔富尔的冲突。我们把赞助商视作结束屠杀的一股潜在力量。”
但是,如果赞助商不把达尔富尔问题当回事,“达尔富尔之梦”就准备促使事态升温。除了发表新的报告,这个组织还计划在美国的奥运赞助商总部附近公开示威。他们还发起了一个“关掉”运动,呼吁观众在奥运期间关掉所有广告。
施罗普希尔认为,在中国投资的公司所感受到的压力,与上世纪80年代在南非发展的公司所受到的压力不太一样。“对于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掠夺,人们的感受十分强烈,真正在南非投资的公司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件事还比较简单。但是,中国的问题却复杂得多。”
佐格比国际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美国人(55%)认为,由于中国糟糕的人权以及西藏等地的问题,应该避免购买中国产品。不过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完全抵制奥运会是伪善之举,因为美国市场上的很多产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诚然,在中国有着大量投资的赞助商,很难做出让抗议者满意的行为。“大部分企业都热切渴望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在可能惹恼中国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情愿保持沉默。”亨尼斯说,“斯科想要把路由器卖给中国政府,帮助中国政府进行信息监控;雅虎愿意移交私人聊天记录,帮助抓捕反对者。市场的吸引力太大了,而进入市场惟一的办法就是听话。”
亨尼斯补充说,赞助商会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许多赞助商不但不可能抵制奥运,反而还在想尽办法弥补他们与中国政府的不愉快。
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说,他不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被迫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政府和企业都会进行象征性的抗议,比如不参加开幕式。而赞助商会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赞助学校、治理污染。他们只能想方设法转移公众视线。”在一些更严重的问题上,正如亨尼斯所说,可能很难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
约翰认为,对于赞助商来说,依靠沉默策略渡过公众抗议的暴风圈,最终会被证明是最奏效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利益和风险的平衡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各方来说,奥运总会成为一个大舞台。有些事会变复杂,或者变得更加戏剧化,但是最终,奥运会仍会继续。只要把焦点放在顾客关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上,美国的公司就不会遭受太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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